我站上踏板，以至于能有最舒服的高度来进行操作，十字交叉定位法迅速定位按压部位，双手交叉叠放，紧盯患者面庞，保持肩肘直立在同一直线上，用尽上身的力量：“！w！r！r！……”

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英文数字报数，但神奇的是，使用得还算流利，没有卡顿，没有数错。我们三个人的临时团队没有任何磨合，却配合地还算默契。医生和我负责按压和头位的通气，我对大多数抢救药物的英文名字都不是很熟悉，更不清楚放置位置，于是手术室的护士自然就负责给药和记录，医生在捏皮球的过程中，也有时间观察患者病情，并且下达相应的医嘱。

史蒂夫后来也加入的我们，约莫过了十来分钟，台上的患者仍旧没有恢复自主心跳，而此时，出去与家属谈话的主刀医生回到了手术室，他站在门口看了一眼监护上杂乱的心电图，和我们所有的充满期待的眼神，给了我们一个无限遗憾的叹息。

家属放弃了抢救，于是我们也无需再做无意义的抢救，主刀医生示意我们停止，一切都结束了。

可是还没到三十分钟呢！还没有呢吧？指南上不是说心肺复苏三十分钟仍无效才可以停止吗？！我提出质疑，却没有人理我，我一边继续做心肺复苏，一边用蹩脚的英文试图与他们进行交流，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出了理解，但更多的，是遗憾。

不行！不可以！还可以再等等！

我不再理会他们的眼神，好在也并没有人冲上来制止我。所有的动作都变得机械，像是肌肉都形成了记忆，不知疲惫地周而复始。

此时我也能仔细地看一看眼前这个已经几乎已经被宣布死亡的中年男性，这个我在都柏林抢救的第一个病例。他体态臃肿，毛发旺盛，原本极其痛苦的面部表情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松弛下来，他胡子邋遢，嘴唇面色和裸露的身体变得煞白，唯有胸口这块被我按压的部分，还存留一丝红晕。

“不能放弃，不能放弃啊……”我嘴里不停重复着这句话，像每一次拼尽全力地抢救一样，仍由长发从一次性帽子里露了出来，随着身体的起伏在额前甩来甩去，鼻梁上的眼镜一如既往地歪七扭八，只有在按压的间隙用胳膊迅速地拨正，数数的声音也由于力气消失殆尽，而变成了急促的气声。

不知道按压的多久，也不知道已经做了多少个循环，更无暇顾及旁边的三个老外，正报以什么样的态度和情绪。直到监护仪闪过了一声清脆的“滴”声，像是照进黑夜的一缕阳光，镇静了在场的所有人，监护仪不再只是闪红色的报警，绿色的提示灯开始闪烁，我立即停止了手上的动作，不敢相信地转过身，盯着监护仪上闪过的下一段波形，是的，自主心律！

那一瞬间的欣喜若狂抵消了身体所有的不适，身后的医生护士迅速地冲上前来，重新围到了手术台周围。我被史蒂夫拉到了人群的外围，看着手术室的门开开合合，帮忙和围观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我瘫坐在地上，眼神有一些迷离，双手搭在膝盖上，同样如每一次精疲力尽之后那样，不停地颤抖着。

心电图上仍旧出现了很多的室性早搏，这个患者最后的结局可能依旧不会太好，但至少，此时，他还活着……我艰难地站起身来，用力甩了甩手，穿过一个又一个人走出了手术室。

里面太闷了，我想休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