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遥见他快要被自己驳倒，又上去补了一下刀：“所以说嘛，尧舜时期没有记录流传下来，那后人随便怎么编都可以。儒家为宣扬自己的学说，就把尧舜禹汤这些华夏始祖编成了实行儒家王道之人。倘若《尚书》不是儒家所作而是法家所作，定要说尧舜禹汤力主以法治国了；若为墨家所作，定要说尧舜禹汤践行兼爱非攻了；若为道家所作，定要说尧舜禹汤是清静无为的高人了；若为农家所作，没准尧舜禹汤还拿个锄头耕地呢！”

这一番话连排比句都用上了，如同大炮狂轰一般，将邴原的心理防线彻底摧毁，邴原眉目低垂，长叹一声，颓然坐倒。

王烈见邴原落败，心想该自己上场了，于是上前说道：“且不说《尚书》是不是后世儒家所作，就算是后世儒家所作吧，但《尚书》中所载之内容确为万世不易之至理，即为至理，则无论古人今人之所作，都应被奉为经典。当年孔孟二圣就曾多次引用《尚书》，能让圣贤服膺，岂同小可？”

方遥听了王烈的言论，心中微微一惊，“这个王烈好狡猾，原本讨论的是《尚书》中的记载是真是假的问题，却被他轻描淡写地揭过去，改谈另一个问题了。好，既然他说尚书是万世不易之至理，我就以此为突破口，跟他好好辩上一辩。”

于是方遥问道：“听王兄言下之意，似乎颇为主张以儒术治国？”这是方遥一向惯用的手法，先把对方的观点锁住，让对方无法反悔，然后再大行出击，摧毁敌方防线。

王烈点头道：“那是自然。”

方遥道：“适才听王兄谈及孔孟二人，据我所知，孔子在世之时便不得重用，周游列国也无人接纳。孟子则更是频频游说于魏齐之间却不被任用，最后只有著书立说终老于家中。倘若儒术治国真的有用，怎么会完全不被人采纳呢？”

他所引历史，句句是实，不过这番话王烈倒也能应付得来，将眉头一皱，说道：“春秋战国乃是大争之世，礼崩乐坏，唯有富国强兵才可生存，儒术自然不受重视，可后来到了太平之世，不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吗？足见儒家有多重要。”

方遥脸上浮起一丝坏笑，说道：“那敢问王兄，如今是太平之世还是大争之世？”

“呃……这……”王烈被他问得说不上话来，若说是大争之世，就相当于承认了在当今之世儒家毫无用处；可若要说现在是太平之世，不免有睁眼说瞎话之嫌，饿殍遍野，盗贼蜂起，这叫什么太平之世呢？何况要是太平之世，自己何必去辽东避难呢？踌躇半晌，竟无可回答。

方遥见自己一下子就将他难住，心中一喜，继续说道：“何况就算在太平之世，儒家也仅为治国之辅助，君主号称行儒家之政，实际还是以法家为主，可谓‘儒表法里’是也。就拿本朝孝武皇帝来说吧，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却将盐铁收于官营，与民争利却大富国家财政；又废封国而设郡县，虽破坏宗法制度却加强了中央集权，使天下如肩使臂，如臂使指。这都是与儒家的治国之道背道而驰的，却都卓有成效，不知道王兄又怎么说？”

方遥这番话又旁征博引，兼且引用汉武帝时期的历史，自然极有说服力。王烈听了这话，脸色惨白，叹了口气，说道：“依方兄所言，我儒家竟一无是处了？”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方遥见他被自己的一番言辞说得有点信仰崩塌，连忙和颜悦色的劝道：“在下绝非此意，儒家思想于匡正人心，教化道德颇有功劳。孔子所著《论语》当中便有不少为人处世之道理，其中‘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等思想，更成为我华夏民族之行为准则。至于孟子之说虽不切实际，然其‘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却可启蒙民智、呼吁民权。此皆为儒家思想之‘是处’也。”

王烈听他说这番夸赞儒家的话，脸色渐渐转为平和。又听方遥说道：“在下所反对者并非儒家本身，而是无限制拔高儒家。若仅将儒家作为教化道德之学说则可，若是以为一切事情只需学习儒家便可迎刃而解，更兼闭目塞听，排斥其他学说；一味复古，阻碍社会进步，则不免缘木求鱼，于己于国，皆大大有害，其间道理，还请两位仁兄细细思量。”

这番话是方遥辩论之结语，比之前的言论都更有力度，那两位儒生竟也真的细细思量起来，之前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有无限制拔高儒家之处。这么做到底是有益还是有害？一时之间二人眉头紧锁，一言不发，尽皆陷入深思，屋内变得十分安静，只听见船舱外面海风吹拂海浪的声音。

（注：方遥所说的《尚书》乃先秦儒家所作，是今日历史学界经科学研究得出的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