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简单，大明皇家学院的那些大佬们结合着自己的研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定理定律之类的玩意，全部冠上了“崇祯定理”、“崇祯定律”一类的名头，然后写入了教材。

几乎每年都在推陈出新的定理定律让礼部的大佬们一把一把的薅头发。

这些定理定律既然出现了，以往的教材就得改，但是怎么改？该让什么年龄段的接受什么内容？

摸着石头过河，付出的代价就是教材三两年就要重修一次。

年纪轻轻的倪元璐已经头发斑白，礼部加上皇家学院和京城大学的那些教授们，几乎都是痛，并快乐着。

崇祯皇帝则是一边拒绝着各种定理定律前面冠上崇祯两个字，一面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人类哲学导师王境泽先生的真香定律。

再然后，礼部开始为了社学而头疼。

不是担心社学的修建经费，在这个问题上户部难得的和崇祯皇帝达成了一致，从来就没有卡过预算。

真正让人头疼的还是教员。

京城大学毕业的那些学生基本上都被其他的各所大学瓜分，根本就抽不出多余的人手来分配到州学和县学。

而且原本的那些秀才、举人显然已经没办法再在社学里面执教，因为他们教的内容已经跟不上教材的内容，更跟不上考试的内容。

最终的结果就是学堂有了，生源有了，教员不足了。

穿越过来的平头哥别的不太在乎，甚至于大明会不会有一天被自己的子孙后代败掉都不太在乎，反正现在的底子已经给他们打下了，就算是败了，肉也是烂在锅里了。

崇祯皇帝在乎的是教育，就像是后世说的那样，再穷不能穷教育，崇祯皇帝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于教育的看重。

自崇祯五年开始至今，除去国库源源不断的拨款之外，崇祯皇帝的内帑已经往教育方面补贴了近万万两白银，换算成后世的财政，几乎就是几百个亿扔在了教育上面。

而大明的百姓也很认同这一点。

百姓们没有傻子，谁要真认为百姓们傻，那才是真正的傻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些简单直白的劝学名言，早几百年就已经出现在了中原堂口。

谁傻啊，现在的大明从军是第一选择没错，可是从军已经不仅仅要求是身家清白没有案底那么简单，早在崇祯二十年的时候就已经要求从军者必须是从县学毕业。

这简直就是开天辟地头一遭，历史上还从来没听说哪个朝代有这种要求，然而在大明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出现了，出现的是那么合情合理合法……

抛开从军的强制性要求之后，无论是从政还是从商，或者是进入官方做一些小吏，同样都对学问方面有要求，有学问的一切好商量，没学问的该干嘛干嘛去，愿意种地也行，乐意经商也行，乐意移民到海外也行，反正从军从政是没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