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过了。”

“我们的护照呢？”

“在这儿！”

于是，欧仁妮带着她往常那种自信的态度，打开一张纸念道：

莱翁·亚密莱先生，二十岁；艺术家；黑发黑眼；旅伴为其胞妹一人。

“太妙了！这张护照您是怎么搞到的？”

“我去请基督山先生写信给罗马和那不勒斯剧院的经理时，曾向他提起我觉得一个女人出门旅行很不方便；他完全理解我的这种担心，表示可以为我设法弄一张男人的护照；两天过后，我就收到了这张护照，我在上面加了几个字：旅伴为其胞妹。”

“好，”欧仁妮高兴地说，“那么我们只要收拾好行李就行了。我们取消在结婚之夜起程的计划，改在订婚之夜起程，——其差别只是如此而已。”

“您想清楚呀，欧仁妮！”

“噢，我什么都想过了！我已听厌了月终的报表以及西班牙公债和海地公债的起落。而代替那一些的，罗茜，——您懂吗？——却是清新空气，自由，婉转的鸟声，伦巴第的平原，威尼斯的运河，罗马的宫殿，那不勒斯的海湾。我们还有多少钱，罗茜？”

她的同伴从一只嵌花的写字台里拿出一只小皮夹，把皮夹里的钱数了一数，一共有二十三张。

“两万三千法郎。”她说。

“珍珠、钻石和首饰至少也值这么多，”欧仁妮说，“我们够有钱的了。凭这四万五千法郎，要是像公主一样生活，我们可以过上两年，要是不这么奢华，可以体体面面地过上四年。”

“但不出六个月，您靠您的乐器，我靠我的歌喉，我们便可以把我们的钱增加一倍了。来，您保管钱，我保管珠宝箱。假如我们之中不幸有一个人丢失了她的财宝，那还有另外一个的可用。来，收拾提包，我们赶快吧，收拾提包！”

“等一下！”罗茜说，走到通唐格拉尔夫人房间的门前去听了一下。

“您怕什么？”

“怕我们让人发觉。”

“门已经关上了。”

“说不定有人会叫我们开的呀。”

“让他们去叫吧。但我们却绝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