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各地的物产不均，有少有多，民间各地习俗也各不相同，山东人吃海盐，山西人吃池盐，岭南和沙北本来也有诸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吧。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主食，以鱼类为菜肴，刀耕火种，灌水除草，瓜果螺蛤等物不用从外地购买，就能自给自足。该地占据有利的地形，食物丰足，没有饥馑的忧患，所以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贫穷。因此江淮以南既没有挨饿受冻的人，也没有千金富户。沂水、泗水以北的地区，宜种植五谷、桑麻，宜饲养六畜，地少人多，多次遭受水旱之灾，百姓喜好积蓄储藏，所以秦、夏、梁、鲁地区的民俗是喜好农事而重视劳力。三河地区及宛、陈等地也是如此，再加上从事商业。齐、赵地区的民众喜欢耍机巧，靠投机谋利。燕、代地区的居民以种田、放牧、养蚕为业。

由此可见，贤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争议论辩，坚守信义、死守节操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设法提高自己的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了什么呢？都是为了富贵。因此，清廉的官吏就能长久任职，时间久了，便会更富有；商人公平交易，就能因多赚钱而富有。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情性所在，是用不着学习，任谁都想要追求到的东西。因此，壮士在军队里攻城时抢先登攀，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拔旗，冒着箭射石击向前进，不怕赴汤蹈火的艰难，这就是所谓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那些民间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抢劫犯罪，挖坟盗墓，私铸钱币，既行侠也妄为，让朋友替自己报私仇，暗中藏在隐蔽的地方躲避追捕，不避法律禁令，如同快马奔驰般往死路上跑，其实都是为了钱财。如今那些赵国、郑国的女子，精心打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脚踩着轻便的舞鞋，用眼神挑逗，用心思勾引，出外不远千里，招揽男人不分老少，也是为富贵而奔忙。游手好闲的公子哥们，帽子、宝剑配饰讲究，外出时车辆坐骑成排结队，也是为显示富贵的架子。猎人和渔夫们，起早贪黑，冒雪披霜，奔跑于深山峡谷之中，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得到各种野味。进出赌场，斗鸡比狗的人，个个争得面红耳赤，争相自我夸耀，一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怕输钱啊。医生方士以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焦思苦虑极尽其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报酬。官吏士人舞文弄墨，私刻印章，伪造文书，不避杀头之险，这是被他人的贿赂迷惑了。至于从事农、工、商、贾以及畜牧业，原本就是为了增加个人的财富。如此殚精竭虑，全力索取，终究是为了不遗余力地夺取财物。

俗话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卖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个地方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种植树木；住上一百年，就应用德行招来人。所谓德，说的就是人才。如今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是爵位封邑的收入，但生活也快乐富有，可以与有官爵的人相比，被称为“素封”。有封邑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纳二百钱。享有千户封邑的君主，每年租税的收入就有二十万钱，朝觐天子、拜访诸侯以及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支出。普通百姓从事农、工、商、贾等行业，有一万钱，每年可得二千钱利息，拥有一百万钱，每年可得二十万钱利息，而雇人服役交租赋的费用都要从这里支出。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享受吃喝玩乐了。所以说在陆地上养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在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头，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鱼的鱼塘，山里拥有成材的大树一千株；安邑有千棵枣树；燕、秦有千棵栗子树；蜀、汉、江陵地区有千棵橘树；淮北、常山以南与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棵楸树；陈、夏有千亩漆树；齐、鲁有千亩桑麻；渭川有千亩竹林；还有名扬国内、拥有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近千亩的栀子、茜草、千畦生姜、韭菜：诸如此类的人的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比。然而这些致富的资本，人们不用去市井察看，不用于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就能不劳而获，身有隐士之名，而又得到丰裕的收入。至于那些穷人家，双亲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时没有钱祭祀祖宗鬼神、赠人路费、与人聚餐，吃穿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觉得羞愧，那就没什么可比的了。所以，没有钱财就只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斗智以追求更富有的生活，已经富有的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如今为了谋生，谁能不冒着生命危险便获得所需物品，那就应该得到贤人的鼓励。所以，靠从事农耕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工商业而致富次之，靠奸诈手段甚至违法而致富则是最下等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出来做官的隐士的德行，而又长期贫贱，喜欢妄谈仁义的人，也足够值得羞愧了。

凡是编入户籍的百姓，对于财富是自己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相差百倍的就会惧怕人家，相差千倍的就会被人家役使，相差万倍的就会做人家的奴仆，这是事情的常理。要从贫穷走向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及经商，刺绣织绵不敌倚门卖笑，此处所说的经商末业，乃穷人致富的手段。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里，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甔浆，屠宰一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车柴草，还有制造身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根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担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鮆鱼，一千石鲰鱼，一千钧鲍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件石羔羊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种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钱，贪心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三，廉洁的商人获利十分之五，这类人家也可与千乘的富贵人家相比，这是大体情况。至于其他杂业，如果获利不足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所谓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今那些贤者之所以能致富的情况，以便后世之人得以比较选择。

蜀地卓氏的先祖是赵国人，靠着冶铁致富的。秦国击败赵国的时候，卓氏迁居，他们的家产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两人推着车子往迁处去。同一批被迁徙的其他人，稍有多余的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官吏，央求把他们迁到近处，近处是葭萌县。只有卓氏说：“葭萌狭小，土地贫瘠，我听说汶山下面是沃土，地里长着大芋头，芋头的形状像蹲伏的鸱鸟，这样人们到死也不会挨饿的。当地百姓善于做买卖。”于是就主动要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上冶铁，用心筹划，最后在财势上压倒了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贵程度达到奴仆一千人。他在自家的田园水池里尽享射猎游玩的欢乐，可以比得上国君逍遥。

程郑是太行山以东迁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他常把铁制品卖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其财富与卓氏相抵，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地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也以冶铁为业。秦国攻下魏国后，孔氏被迁到南阳。他便在当地大规模经营冶铸业，开辟鱼塘养鱼，并时常带着成群结队的车马游访诸侯，借此得到经商发财的便利，博得游闲公子乐善好施的美名。然而他赢利的部分，远远超出了施舍给他人的那部分钱，这使他声望胜过那些吝啬小气的商人的同时，家财也多达数千金。因此，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大方的举止。

鲁地民风节俭吝啬，曹邴氏尤为突出，他也是靠冶铁起家，家财多达几万钱。然而，他的家人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一定要有所得，一举一动都不能忘利。他家在各地租赁、放债以及做买卖。因为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不少人舍弃儒学而一心求富，都是受了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民风是鄙视奴仆，而刀间这个人却偏偏重视奴仆。人们将凶恶狡猾的奴仆视为祸害，唯有刀间收留、任用他们，让他们在渔盐商业上追逐利益，或让他们乘坐成群结队的车马，去与地方官员结交，并且更为信任他们。刀间终于在他们的帮助下，拥有数千万钱的财富。因此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官，不如在刀家为奴。”说的就是刀间能通过豪奴致富而又能让他们为他鞠躬尽瘁。

周地的百姓原本就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车运输货物返运赚钱，车辆数以百计，在各诸侯国间往来，无处不到。洛阳地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位置，穷人在富人家学做生意，常将自己在外经商时间长作为优势而相互夸耀，多次路过家乡也不进家门。因为师史能筹划任用这种人，所以能拥有七千万钱的财富。

宣曲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官吏。秦朝败亡的时候，豪杰们全在争着抢金银珠宝，而只有任氏用地窖储藏粮食。后来，楚汉两军在荥阳相持，农民无法种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任氏靠卖谷发了大财，豪杰们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了任氏，任氏因此而发了财。一般富人都争相比谁更奢侈，而任氏却崇尚节俭，致力于种田畜牧。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田地和牲畜，任氏却专门买贵而好的。任家数代都非常富有。但任氏的家规是，非自家种田养畜而来的物品不吃、不穿，没有做完公事就不得饮酒吃肉。以此为乡里做出表率，所以他很富有，而皇上也很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获得马千匹，牛二千头，还有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叛乱的时候，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随军出征，需要借贷有利息的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未知，没有人愿意把钱贷给他们。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其利息是本钱的十倍。三个月后，吴、楚叛乱被平定。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比本金多十倍的利息，因此财力可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豪，大都是田姓人家，如田啬、田兰。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极为庞大。

以上都是些赫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这些人都不是靠着爵位俸禄收入或是靠着舞文弄法、作奸犯科而致富的，全是靠推断事理，懂得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而赢利，以经营工商末业而致富，靠购置田产务农而守财，以各种强效的手段夺取一切资源，并用法律政令等方式将其维持下去，其变化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值得记述。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畜、工、虞或商的人，凭着权势和金钱而成为富人，大者能压倒一郡，中者能压倒一县，小者能压倒一乡，这样的事情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简朴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变成富人还必须能出奇制胜。种田务农是笨拙的手艺，而郅氏靠着它富到列鼎而食。卖羊肚儿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而浊氏靠着它富到车马成行。给马治病本是一个浅薄的事，而张里靠着它富到击钟佐食。这些人都是因为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可见，致富并没有固定的行业，而财物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事的人能够聚集财富，没本事的人则会破败家财。千金之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亿万富翁便能与国君一样享乐。这就是所谓的“素封”者吗？难道不是吗？

太史公自序

过去颛顼统治天下的时候，让南正重掌管天文，北正黎主管地理。唐虞统治之时，让重、黎的后代继续职掌天文、地理，直到夏商时期。因此重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周朝统治时期，程伯休甫便是他们的后裔。周宣王的时候，重黎氏因失去掌管天文地理的职守而成为司马氏。司马氏世代职掌周史。周惠王与周襄王统治期间，司马氏离开周都，去了晋国。后来，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往秦国，司马氏也迁居少梁。

自从司马氏离开周都到了晋国之后，司马氏族人分散各地，有在卫国的，有在赵国的，有在秦国的。在卫国的一支中，有人做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一支中，有人以传授剑术而名声显扬于世，蒯聩就是这一支的后代。在秦国的一支有叫司马错的，曾与张仪争论国事，于是秦惠王派他率兵攻打蜀国，攻取蜀国后，就做了蜀地郡守。司马错的孙子司马靳，侍奉武安君白起。少梁当时已更名为夏阳。司马靳与武安君坑杀赵国在长平的士兵，回国后他与武安君一起被赐死在杜邮，葬于华池。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国主管冶铁的官员，生活在秦始皇的时代。蒯聩的玄孙司马卬，曾做过武安君的部将，并率军攻占朝歌。诸侯分封为王的时候，司马卬被项羽封为殷王。汉王刘邦攻打项羽之际，司马卬归降汉王，汉朝廷将殷地改置为河内郡。司马昌的儿子是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朝的市长。司马无泽的儿子是司马喜，司马喜担任五大夫，他们死后都葬在高门。司马喜的儿子是司马谈，司马谈做了太史公。

太史公拜唐都为师学习天文，拜杨何为师学习《易经》，拜黄子为师学习道家学说。太史公于建元至元封年间为官，他担心学者不能通晓各学派的要义而固执谬论，于是论述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要义：《周易?系辞》中说：“天下人的追求相同，而具体的思虑却多种多样；实现的目标相同，而采取的手段却大相径庭。”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都致力于如何治世，只是各家的说法不同，有明白的，也有的不明白的地方罢了。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发现它夸大吉凶祸福的预兆，有很多的禁忌避讳，使人感到拘束并多有所畏惧，但阴阳家关于四季运行顺序的论述，是不可丢弃的。儒家的学说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因此该派的主张难以全部遵从；然而它所制定的君臣父子之礼，明确的夫妇长幼之别，是不可改变的。墨家学说俭啬而难以遵从，因此该派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它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节省财政支出的主张，是不可废弃的。法家主张严刑酷法却刻薄少恩，但它确定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张，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容易失去真实性；但它弄清了名与实的关系，是不能不认真考察的。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规律，使万物得以自足。道家是依据阴阳家有关四季运行顺序的学说，吸收儒、墨两家的长处，撮取名、法两家的精要，随着时势转移而转移，顺应事物的变化，树立良好的风俗，处事立世无不适宜，意旨简约扼要又容易把握，办事少而功效多。儒家则不同。他们将君主视为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导而臣下应和，君主先行而臣下随从。这样就使得君主劳苦而臣下却安逸。再说大道的要旨是舍弃刚强和贪欲，不耍花招，将这些放在一边而用儒术治理天下。过于劳神就会精神衰竭，过度劳力就会身体疲惫，身心过于劳累，不得安宁，却想要与天地共存，那是不可能的事。

阴阳家觉得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宜、忌的规定，顺应规定就会昌盛，违背规定不死则亡。这未必是正确的，所以说阴阳家“使人感到拘束而多有所畏惧”。春季萌生、夏季成长、秋季收获、冬季储藏，这是自然界的重要法则，不顺应这个法则就无法制定天下纲纪，因此说“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能丢弃的”。

儒家以《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艺”为准则，而“六艺”的本文以及释传数以千万计，几代相继也不能弄通其中的学问，有生之年也无法穷究其礼仪，所以说儒家“广博但缺少纲领，劳力却很少有功效”。至于制定了君臣父子之礼，明确了夫妇长幼之别，是哪一家都不能改变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