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衡一来，三司也罢，转运使司也罢，地方政府也罢，一个个配合得不行，不过个把月的时间，五房就将比较结果撰写成七卷书，呈递给赵祯过目。

宋仁宗下令将此书送往三司，取四年的财政收支的平均数作为国家财政的固定模式。

另有一事，王逵担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允许当地百姓纳钱后免除徭役，共得钱三十万贯，王逵将这些钱作为额外收入上交朝廷，因而赵祯特地下诏予以嘉奖。于是，全国各地竞相仿效，多取免役钱，上交国家财政，以求升迁，各地人民深受其害。

有的地区的老百姓甚至倾家荡产也偿还不清所欠免役钱。

这些情况上报到政事堂之后后，赵祯于皇祐四年六月下诏：各州县里正、押司、录事等已服过差役而各地方官府又命令这些人交纳免役钱者，以违背皇帝命令论处。

然而下诏简单，但要执行却是一大难事，毕竟大宋区域太大，有些地方山高皇帝远的，如何会将皇帝命令放在眼里，政事堂的相公们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嘱咐各转运使司注意此事，便算是将此事给了了。

而这事情落章衡手里却是不同，他与御史台共同组建巡查组，协同地方转运使司专门处理此事，以使得皇帝的旨意落实到地方，甚至抓了一批人，甚是震慑了不少人。

类似的还有湖南丁身米事情，五代十国时期，马氏割据湖南，征调老百姓上山伐木，不论贫富，一律按照一家丁口多寡征发。

宋朝建立后，逐渐将这些不愿服徭役的工人的劳动量折算成钱，让他们在纳税时交纳与工作量价值相等的米，因而各家轻重极不平均，贫困之户因丁多而交纳米也多，导致一些人户愈益贫困。

皇祜四年七月，赵祯下令三司按照工作量的最低值为标准，让服役之家交纳丁米。这样，每年比原来减少十万余石粮食，而受益最多的地区是郴、永、桂阳监等地。

政策自然是好政策，但要落地还是一样的不简单，这一次章衡则是联合三司组建巡查组专门坐镇解决。

除此之外，河北恢复“现钱法”的事情也相当耗费人力，诸如此类的事情让政事堂诸公焦头烂额，而章衡入主之后，一件接着一件的解决，而且是在井井有条中被解决。

在这时陈执中已经听闻了诸类关于【狗宰相】【狗参政】等梗，虽然当时心里不太痛快，但现在却是身心舒畅，与赵祯说起的时候，还乐呵呵的赞扬官家慧眼识珠云云。

这些对于诸相公焦头烂额的事情，在章衡这边也只是寻常，无非便是沟通协调一番，然后将责任落实到具体的部门中去，之后设定回馈机制，等到了时间再查看下是否完成即可，然后整件事情自然就办得妥妥当当的。

其实很多事情都差不多是这般解决的，所以章衡就算是接手五房，也不显得如何忙碌，每日正常上下班，还有空去宰相食堂混饭吃，若是有同僚请客吃饭，也有时间去吃吃喝喝，不过有些时候终究还是得避讳一些，毕竟到了这个级别，却是不宜跟一些人走得过近。

如此这般，皇佑四年忽忽而过，眨眼间便到了皇佑五年。

原本从皇佑三年开始到皇佑五年本该是侬智高作乱的时间，现在因为章衡的出现，广南西路的事情提前爆发，倒是给这皇佑四年五年留下了颇为太平的景象，以至于这皇佑五年最大的事情是科举改革。

皇祐五年闰七月，赵祯下令礼部贡院改革诸科考试办法，规定：从今以后，诸科考试题为大义十道。

每道只列举本科经典前一两句为题，举子能以本经注疏作答，并加以文字润色、阐明大义者为上等，不指明微言大义而只引经注释者为次等。

如果举子所征引注释达到十分之六为粗通，那些不了解经文本义或者引用其它儒家经典而文章错误百出、语言不通顺者为下等。其中《九经》科只考试大义，不必一定要具备注释，减少《九经》科两场考试。

另外另一件事情是柳永逝世，嗯，就是那个“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柳永。

章衡与柳永素不相识，虽然两人被世人号称为当世词人之最，但他们却没有见过面，原因自然是章衡不太去花柳之地，在当官这一块，从一开始柳永便不太能有机会见章衡。

章衡倒是没有太多的感觉，只是觉得时光忽忽而过，实在是太快了，有时候快得令人难以防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