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越聊越深，蒋新民也敞开说起了大实话：“前两天还听说，曹立新代表九原县去省里招商引资，企业就问他待了几年。主要领导任期已满两年的，人家就不在这里做项目了。为什么呢？怕你快调走的时候不负责任，胡来。短视带来的恶果太多了。很多时候省市领导来视察，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指示，政策还会打架，都在要求村民做什么，但是很少有人问他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像我们现在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土壤恶化，化肥也会污染地下水，农民种地的成本也越来越高，他们其实很喜欢有机肥，猪、羊、鸡、鸭的粪便回田，但是另一方面怕河道污染，又不允许养猪。村民也很苦恼。”

这些话，蒋新民说得诚恳，梅晓歌听得认真。如同蒋新民自己说的，坐在机关里永远也听不到这些，也只有蒋新民这种身份才能畅所欲言。他起身给梅晓歌添了些茶水，接着说道：“为什么现在化肥越用越多，说白了，化肥就是鸦片，吸多了，土地出产肯定是越来越少。但是又没办法，种植户不懂技术，他也听不见专家说的话，只能去问那些卖化肥的。”

梅晓歌虚心地问道：“长远规划势在必行。光明县的地势很复杂，又有丘陵又有平原，你对规模化种植怎么看？”

这一问给蒋新民提了个醒：“书记肯定是有想法有规划，才来听我唠叨。我的话是不是太多了？”

“我就怕你不说。”

梅晓歌的笑容给蒋新民吃了个定心丸，而他自己也把心中对光明县农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讲给蒋新民听。

“为什么目前只有你说的规模化这一条路？”听过梅晓歌的思路之后，蒋新民说，“最简单的，好比说技术需求。我在北京参观过几个农场，即便是在首都，他们都难招到学农科班出身的工作人员。专家都很厉害，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根本到不了最终的种植户手里。再比如除草剂，很多人都说它不好，对吧？”

梅晓歌马上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利润问题？”

蒋新民点点头：“人工除一遍草500块钱，用除草剂99块。都是夏天最热那几天除草，我找两个路都走不稳的老头过来，这都不是工钱的事情了，万一中暑，往地里一摔，倒一个，我就倾家荡产。我只能用除草剂。”

梅晓歌若有所思地说道：“除非规模化，科技也跟得上，这是个系统的事情。”

“农业和生鲜绝不是低门槛，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风险比县里的篮球架都高。刚才说我为什么不搞批发，物流运输就怕烂市，发一车菜到销售地，连车费都回不来的情况太多了。”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开了，郑三和小董一人抱着一个纸箱子走了进来。

“每样一种，是这个意思吧？”郑三边问边把箱子搬到梅晓歌面前，原来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蔬菜。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蒋新民如数家珍般向梅晓歌介绍起来：“这黄瓜擦了泥巴，生吃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书记，你看我这都是有机绿色，绿色其实就是‘三无’产品。很多东西都是矛盾的。农村的东西怎么会有标准？就像县里那些小作坊，榨油的、酿酒的，都是纯天然吧？也许它的菌群会超标。所以我干脆少而精，除了生产，别的什么都不管。”

梅晓歌拿起一根黄瓜，擦了擦，掰成几块分给郑三和小董，自己边吃边说：“现在的问题是很多基层干部不懂农业知识，很多来到城里的村民都不愿意回去种地，孩子都分不清麦苗和韭菜。农户们宁可把钱拿到城里买房保值，也不敢在农业项目上有所尝试。”

说到投资，郑三接过话茬：“一部分农户就是这样，见利则聚，有损就散，不愿意服从管理，一丝一毫的风险也不肯担着，只要今年种的东西还能卖，就不想明年的事情。”

蒋新民亦是这个观点：“就像原平乡种苦瓜，鹿泉乡种西瓜。政府绝对不能错，一错就是你的问题。就是因为听了你的赔了，基层干部也委屈，赚的时候怎么不说？”

梅晓歌则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反思：“这个事情，说实话从我在乡镇工作的时候就一直在想，来的路上还在想，农业到底应该怎么搞？政府、企业和农民的关系，哪种模式最好？”

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让蒋新民对梅晓歌刮目相看：“郑三说你要来，我就知道晓歌书记心里已经有数了。”

梅晓歌谦虚地说：“不懂才要多学习，所以伤疤再大也得来听听你当初是怎么疼的。听说刚去九原县的时候，你还号召过村民入股？”

蒋新民回答：“我去的时候农民就已经不信任企业了。之前有人忽悠他们，商业前景说得天花乱坠，当然也有政策原因，说是种粮食，结果租了地改种花卉，自己又没经验，中途亏损就跑了，说好年底付土地租金，农民一分钱都没拿到。”

这样的结局让梅晓歌颇为惋惜：“以前村干部只是媒人。这种事情村委会还是要介入，同时对接企业和农民，两边都踏实。”

蒋新民接着说：“我也是想搞搞新模式，让村民按土地入股再分红，到地里干活还能拿一份工资，双保险。结果地下水和土地污染造成种子问题，项目亏钱，企业完蛋，给我投钱的老板也跑了，还拖欠了村民的工资。你说我刚从光明县跑到那边，又开始接访了。”

“根子还是污染。哪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