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仁爱的意思很明确。

圣人之言，古书典籍当然不可能独断万古。

但是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去解读它，注释它，甚至是……曲解它，以解决当下的问题。

解决问题，得让人心服口服，而惟一能让人心服口服的，占据至理的，那当然是圣人之言，古书典籍。

而这些被世人奉为至理的，却是统制者的玩具。

比如“君子远庖厨”，原本是孟子用来是孟子劝诫齐宣王实行仁政的说辞。

可是后来的一些读书人，却把此话解释成，君子不进厨房，那都是娘们干的事，这叫曲解。

再比断句。

需要向百姓彰显德治时，只说“以德报怨。”

发觉德治没用，需要上手段时，才说：“何意报德？”

总之历朝历代的文人，干的就是这个活。

谁引经据典解释的好，符合朝廷利益，谁就是大儒，谁就是圣人，比如董仲舒。

可只要是不符合朝廷利益的，哪怕解释的真理，也都会被打入歪理邪说，重则砍头，请则禁言，比如墨子。

越是知识垄断，越是有效。

比如印刷术普及之前，读书的成本实在太高，大多数百姓一辈子也看不到圣人典籍，只能任由这些人胡乱解释。

到了宋，印刷术普及，读书成本低了，读书的人多了，宋也就是思想碰撞，百花齐放了。

所以李仁爱觉得李邦彦所说的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便是这个意思。

只是宋朝廷突然说三纲是糟粕，李仁爱是想不通的。

动摇了三纲，就是动摇了皇权统制的一般根基，若再挖了“君权神授”那根筋……

大宋这是要自废武功吗？

大婚现场，闲聊几句可以，若是深入交流，把人家大婚之礼变成了学术讨论现场，这就有点不合适了，李邦彦这种人，自然不会在此时跟李仁爱再深入交流，只是呵呵笑道：“诸位相公且观，本相去忙忙它事。”

等道君皇帝敬完下坐酒，高宠便又被带入了柔福帝姬坐富贵的偏房。

小夫妻二人一同端坐。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