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处女作就发表在《紫罗兰》上，慧眼识宝的人是位刁着烟斗的贵家子弟，也许是共同的世家风范，周瘦鹃被张爱玲的文风吸引，更为她透视人性的弱点所折服。

这个由苏州到上海闯荡的言情小说的高手，由此停了手里的写故事的笔，而去做他的盆景艺术。中国传统的苏式盆景到了他的手上，越上了一个最高峰，不但在国内罕有对手，就是在世界万国博览会也赢得最高奖。他在上海沦陷时期，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与日酋争夺名贵花盆，使之免遭流落异邦。新中国后，一改旧式文章风气，写就了不少花草的小品文，堪称佳品，并积极参与到苏州园林的重修之中，与范烟桥、蒋吟秋等为苏州的古典园林的修复出谋划策。当年的紫兰小筑中的盆景，成为到苏州的大人物必去观赏的景观。

张爱玲的处女作的题目非常诱惑人的神经——《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有一种给人奇妙遐想的意境。这和她的家庭有非常深的渊源，毕竟是合肥李鸿章的曾外孙女，随便想到的小玩意也是非常人能够杜撰的，没有这种豪门家底的人物是想不到这样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位美女的讲故事的高手，一夜之间红于海上实在是很平常的事情。上海自开埠以来很少有这样的沉寂的环境，如此的机会怎么能够轻但无论如何，这部小说是言情小说里的精品，比起她的前辈“礼派六”派的言情文章来，可以说是换了人间。所以她在以后的时间里，并不认同自己是“鸳鸯蝴蝶”里的作家，很多在“鸳鸯蝴蝶”里起家的文人，在他们成名以后也都抱了相同的信念。

民国时期对于“礼派六”或“鸳鸯蝴蝶”派，文人是抱以不屑一顾的姿态的，甚至有与之为伍有耻的感觉。好象他们才是国家衰落和世风败坏的根源，他们情愿跑到东京的图书馆，摘抄影映明清的才子佳人，甘愿飞到巴黎誊写明清的艳情甚至是色情小说，也不会回头来看一眼今天的言情文章。因为今天的“鸳鸯蝴蝶”是俗的文学，而明清的小说即便是满纸淫荡和难以入目，却还是有没有任何价值的价值。

我不想美化“鸳鸯蝴蝶”的文章，即便张爱玲的加入也改便不了“鸳鸯蝴蝶”本身的缺陷，但是望文而一概否认，也是不公允的，毕竟小说本身就是俗的东西。从张恨水到程小青，他们在各自的创作领域中地位还是非常牢固的。

(二)

张爱玲在创作中融入了西方的写作理念，继承了中国传统的闺门小说的情爱故事的长处，再加之她与生俱来的贵族血统的典雅意蕴。又把所有这些躲在平常和琐碎之后，示人眼前的是对人生的绝望，以及背向历史的姿态，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其实在民国初期，苏曼殊曾经有过这样的尝试，但碍于文言文字表达的局囿，没有能够像她这样开拓出全新的形式。

在《金锁记》之后，她推出了《连环套》，原以为会给自己带来新一轮的轰动效应，却不想半路杀出了个程咬金，把她的《连环套》批评地非常厉害。而这个写评论的人士，显然不是一般的混饭吃的文痞，他的文章深厚又犀利，每每都点中她的要害。张爱玲出道以来还是第一次遭遇如此的重创，她习惯性的反击是情理之中的。

况且这时候她认识了生命中的第一个感情上的冤孽。初入社会的张爱玲对于感情还几乎是白痴的智商，面对情场高手的胡兰成哪有抵抗的能耐。此时的胡兰成也是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间，投机成功，摇身变为汪伪的宣传部长，对他来说当汉奸的滋味真是好爽。

我不想说张爱玲的痴情，以及她幻想的“自己的爱情自己的事情”的幼稚想法，也没有兴趣去讲胡兰成的风流韵事。对于情感上的纠葛，其实是没有错和对的，我们今天哀叹张爱玲的感情的遭遇，更多是站在喜爱她的立场上，还带着今天婚姻理念的思考，忽略了时代的背景。在民国时期，成功男人的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女人如果为了这个吃醋耍泼，倒是为礼法所不容的事情。更重出于这个就不难想象张爱玲远去温州寻找胡兰成，并且和胡的新欢共处一室而不奇怪了。在那个年龄的张爱玲爱上一个有声望和有情趣的男人，对她来说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可叹的是这个人，既是人格卑劣的汉奸文人，又自开始就抱了玩耍的心态。几十年后，逃脱历史惩罚的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大书与张爱玲的往事甜蜜时，一口一个爱妻的呼唤，让人真正领略到无耻是什么。

如果张爱玲没有从这样的梦境中醒悟，那说这样的故事也就多余了，她也就不是民国的奇女子了。从温州回上海的她毅然斩断了和胡的婚姻，重新回到她文字中的恋爱和婚姻中。她在回顾自己早先创作的小说时，对《连环套》的自评，居然用了比当年那个笔名迅雨还要糟糕的词汇。

那这个迅雨是谁呢?直到四九年后，当年的迅雨才露出真面目，他就是翻译家傅雷先生。很难把这个严谨治学的学者和评论言情小说的作者联系到一起，就傅雷先生而言，他似乎也仅写过评论张爱玲的言情小说。但这些对于张爱玲已经不重要了，时代的变迁加之情感的哗变，她的小说创作已经到了边缘地步，也许是爱情在她的心中的枯萎，她再也没有讲出凄美或是浪漫的故事来。

(三)

夏衍很热情地邀请她参加上海的文代会。在与这些早年“左联”的文化人或是重庆延安来的作家的接触中，张爱玲非常的不适应，她是属于小资范畴的作家，讲些风月，谈点家世，背离正统。让她谈革命或者主义是弄不来的，加之素有的门阀观念和欧美情节，也使得她和这些革命的文化人难以沟通，何况她还有一段说不清理还乱的汉奸婚姻。她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十八春》里，已经很清楚的表达了这样复杂的心理，而两个男人不过是她现实和梦境里的一个人罢了。

去苏北的农村参加土改，是她思想急剧反叛的起点。或许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农村，第一次面对阶级间的斗争，她眼里的世界变得那么可怕，原有的环境不适应越发的严重，她忍受不了文字上的制约和习惯上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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