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铁浮屠还是拐子马，对于宋军来说都是难以应付的劲敌，令宋人为之胆寒。惟一能够在野战中大败金军铁骑的南宋名将岳飞，凭借的也是先用精锐的背嵬军骑兵与之对冲，化解金军骑兵的机动性，然后步兵“持麻扎刀、提刀、大斧，与贼手拽厮劈”的战法才能奏效，深切证明了面对金国重骑兵这样的优质铁骑，只能同样以重骑兵应付。
女真金国早期如同帕提亚帝国一样属于典型的骑兵军事帝国，缺乏专业化的步兵，“间有步者，乃签差汉儿，悉非真虏人，取胜全不责於步，惟运薪水，掘潦堑，张虚势，搬粮草而已”。这是因为军事资源都消耗在强大的骑兵部队上了，所以步兵的训练编组就粗疏，这也是金国无法吞灭南宋的重要原因。偏重骑兵，能使用的兵员数量毕竟有限。
金国中期以来，马政废弛，战马蓄藏量下降到20万匹。野狐岭之战后，被铁木真攻取燕山以外昌、桓、抚三州的马场，又因耶律留哥之乱失去了与东北的联系，马匹越发缺乏，其军队也变得步兵化。蒙金战争初期，金国依靠主要由契丹人组成的乣军与蒙古人作战，乣军以轻骑兵和蒙古人周旋，但缺乏具装铁骑，对阵依赖的还是与南宋重甲战士风格类似的重步兵。在皂河之战中，乣军趁蒙古军试图渡河，“聚兵击之，鞑兵大败”，令铁木真亲率的蒙古骑兵遭受惨败，证明精锐的重步兵利用好地形之后，突袭初期蒙古军这样缺乏优质具装骑兵的轻装骑兵军队仍是有效的。不过由于金国对于乣军的不信任，乣军最终投靠蒙古，并在1215年协助蒙古人夺下了中都（燕京）。此后金国越发依靠“花帽军”等汉人在内的各族组建的步兵，但女真人此时已经严重腐化，不堪使用。
不过金国末年最后的余晖忠孝军，却又恢复了金国早期精锐全能性的传统，可惜忠孝军的数量实在是太少了。金史中有忠孝军多达7000人甚至1.8万人的记载，这是包括了充数的“合里合军”，“以归正人过多，乃系于忠孝籍中别为一军，减忠孝所给之半，不能射者令阅习一再月，然后试补忠孝军，是所谓合里合军也”。根据忠孝军出动往往以数百、一千为规模来看，正牌的忠孝军当在2000左右，不会超过3000人。忠孝军“月给三倍它军，授以官马”，在三峰山大战失败后，金国仍然“人月给粟一石有五斗”，待遇极为优厚，且人人有战马和从马——“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忠孝军是精心选拔的特种部队，能够适应几乎任何一种作战方式——具装冲锋、长短兵步战、骑射、步射、火器作战，甚至水战。从这个角度上说，忠孝军的全能性超过了早期金国的铁骑。对于蒙古人，忠孝军多次以寡击众，连蒙古名将速不台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面对以重箭射击与铁骑冲锋结合的忠孝军骑士，装甲和格斗能力都偏弱的蒙古骑兵完全无法抵挡。汴京保卫战中，忠孝军使用飞火枪等新式武器，合力分守四城，与蒙军奋战16昼夜，终于迫使蒙军议和撤军。归德之战中，忠孝军450人以飞火枪突击上万蒙古军，击杀蒙军主帅撒吉思卜华，歼灭数千人，更是证明了忠孝军惊人的特种作战能力。虽然人数过少的忠孝军，又受到金国中枢的错误指挥的屡次损失惨重，终究不能挽救金国的危亡，但他们的存在，至少昭示出金国重装铁骑直到最后一刻，依然是名震天下的强兵。
再说说蒙古——与骑射相配合的重骑兵。在以往，蒙古骑兵被认为是古代骑兵机动力的巅峰，以精妙的骑射战术赢取战争的胜利。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蒙古重骑兵天下无敌的谬论甚嚣尘上，其实，蒙古人刚刚崛起时，他们拥有全世界最庞大的战马储备，一望无际的蒙古高原养活了漫山遍野的马群，但铁资源却很缺乏。蒙古高原虽然也有铁矿，但埋藏很深，古代的生产力条件很难开采。当蒙古人不断扩展他们的势力范围，将阿尔泰山等铁矿产地纳入疆域当中，铁资源的欠缺才得到弥补。早期的蒙古人身披皮质的轻甲，使用非常强力的复合弓，箭头一般有两种，轻箭头小而尖，适合远距射击，重箭头则适合近距离破甲。他们一般每个骑兵拥有四五匹备用马，可以轮换使用。随着不断的征战，蒙古军队中冲击骑兵的比例有所上升。着名欧洲军事史研究者阿彻·琼斯认为，第二次蒙古西征时蒙古军队中的重骑兵比例达到40%，但这里的重骑兵是指近战骑兵，其中大部分都是虽然具有冲击或格斗功能，然而盔甲薄弱的轻装骑兵。
蒙古帝国建立之后，盔甲受到与之交战的金、宋和中西亚穆斯林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与较为沉重的宋金马铠不同，蒙古人一般使用皮质组合马铠，而即便是皮质马铠在蒙古冲击骑兵当中普及度也非常有限。《出使蒙古纪》作者普兰诺·加宾尼声称“领兵者挎着精美的弯刀，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少数士兵的马也有护身甲”。
其中有两个原因：一在于蒙古人对于机动性的追求，二在于蒙古人征战时往往需要自己负担装备，而大部分蒙古牧民负担不了太精良的装备。一般认为，蒙古骑兵大多使用铁质札甲或鳞甲，但事实上，皮革甲一直是蒙古甲胄的最主要的类型。在与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中，蒙古人也变得偏好轻便而相对坚固的布锦甲，由其衍生出的布面甲对后世明清影响巨大。就单兵而言，蒙古重骑兵从装备和战术上说，并不能超越金、宋、西夏及花剌子模、库曼的重骑兵，其骑兵装甲也一般更轻。但蒙古人可怕的马匹储备量，提供了惊人的机动性和骑兵数量，才是蒙古人得以急速扩张的关键。
一味强调蒙古人行军的急速是不科学的。以蒙古第二次西征为例，1235年西征开始，经过对四分五裂的库曼部族和罗斯公国的5年征战，1240年才攻克基辅。这是由于在长途行军的过程中，蒙古人不光需要携带大量马匹，还要驱赶着成群的牛羊行进，在路上往往不得不停下让牛羊休养繁衍。这种行军速度当然说不上快，甚至可以说慢如蜗牛，但是其续航能力却很强大，只要有草场就可以从容行动。几千年来，游牧民族都采用着这种迁徙方式。但是在短期内，蒙古骑兵也可以保持极快的行军速度。1241年，速不台指挥的蒙古军队只花了3天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来到多瑙河流域的格兰附近，行程180英里，沿途不但多崇山峻岭，大部分还有很深的积雪。无疑，这种急速行军难以补给，无法持续太久，但可以对敌人起到出其不意突然打击的效果。在面对蒙古人的神兵天降时，匈牙利人就不知所措，来不及做出充分的战争准备。
蒙古近战骑兵最常见的武器是马刀，他们使用劈砍流畅的弯刀较多，这是受到伊斯兰世界影响的结果。蒙古人的长枪比一般重骑兵所用的骑矛要短一些，铁颈上有一个或两个钩，即中国传统的单钩或双钩枪，适合将敌人从马上拖下后剥取武器盔甲。精锐蒙古武士也擅长使用骨朵一类的打击武器，它们对被征服者造成了严酷的心理震慑。
不过，按照戚继光在《练兵实纪》中的说法：“马上惟利轻捷锋芒，他如斧、钺、锤、挝、大刀、钩镰之类，胆大艺精，能独马出入阵中者，间或有之，不可以教队兵，不可堂堂当大敌。”根据这种说法，使用长柄战锤作战的蒙古战士应当不会太多，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锐，一般拥有良好的护甲，擅长近身格斗。
仍然是出自13世纪中期的一手史料《出使蒙古纪》——“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鞑靼人不喜欢进行肉搏战，而是用射箭来杀伤和杀死敌人的人和马，他们只是在敌人的人马为箭所伤，削弱了战斗力时，才向前迫近。”显然，机动性极高的骑射确实是蒙古人制敌的关键，而近战骑兵用于最后围杀敌人，其中训练精良的具装骑兵发挥重要的决定打击作用。
而在持矛冲击上，蒙古人就不是那么强悍了。宋军和金军重骑兵的强进冲锋都给蒙古人带来很大的威胁，而在西征时，装备不佳的波兰骑兵也能凭借“站立式夹枪冲锋”战术令蒙古人承受不小的压力。对此，蒙古人常常发挥强大的机动能力，以“假撤退”等战术牵扯对手阵型，不断试探寻找突破口来破局。
显然，要改变数百年来的民族作战体系，建立成规模的骑兵长矛冲击训练机制，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黑鞑事略》记载：蒙古骑兵“每以骑队轻突敌阵”，这些用于试探攻击的轻装骑士显然不是长矛重骑兵。当然蒙人也有极少量精锐的长矛骑兵，如野狐岭之战时木华黎“率敢死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但类似记载非常少。因此，蒙古人常常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冲击骑兵。在南宋端平入洛时，蒙军先锋，汉人刘亨安率领汉军为主体的冲击骑兵，以数百人冲锋，加上后方的数千蒙古军跟进，就打垮了杨谊部1.5万宋军；而塔察儿率领全部蒙古军2-3万人与徐敏子部1.3万人作战，竟一度只和缺粮的宋军打得不分胜负。在艾因贾鲁之战时，蒙古军也依赖强悍的高加索山地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骑士作为前锋与马穆鲁克鏖战，一度压制了马穆鲁克人，但在高加索骑士被马穆鲁克疯狂的反扑打垮之后，蒙古军队也在马穆鲁克战团的浪潮中轰然崩溃，几乎全军覆没。
总之，蒙古骑兵的惊人机动力是他们决胜的关键，骑射是他们作战的根本，但重骑兵同样不可或缺，他们往往发挥一锤定音的作用。然而我们并不必神化蒙古骑兵的战斗力。蒙古帝国的成功，或许更多要归功于蒙古人的各式各样仆从军，像来自北中国的长矛骑兵，来自高加索的重甲骑士，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配重投石机部队，来自南中国的水军等等。蒙古人在政治整合上的成功比起军事更加重要，但这需要一系列具备天才政治手腕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