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长下意识地点点头，也把目光投向杨毅。

“在发表正式的辩护意见前，我想先评价一下控方的证据。”

此言一出，旁听席就响起了轻微的议论声，杨毅此举多少有些剑走偏锋，但实则直击要害。

“在庭审中，控方共出示了三类证据，即被告人供述、相关的鉴定结论及证人证言。本辩护人认为，除被告人供述外，其余证据均为间接证据，其中没有任何一项证据能指向本案被告人实施了杀人行为，所有证据并未形成控方宣称的完整的证据链。

有关被告人的供述，我将在后面详细评述。

我们认为，指控被告人张文峰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基本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取证严重违反法律程序，依据现有的证据不能认定被告人张文峰构成故意杀人罪。现提出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律师进行无罪辩护也是可预计的，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杨毅身上，猜测他将打出什么样的组合拳。

杨毅抿抿嘴唇，继续说道，“第一，本方认为，指控被告人张文峰犯有故意杀人罪的取证程序严重违法。

本案在侦察过程中存在着刑讯逼供的情形，这时显而易见的事实。

本案才一开庭，被告人张文峰就向法庭陈述了在侦查过程中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并将手上、腿上及脚上的伤痕让合议庭及诉讼参与人过目验证，同时当庭再一次提交了控告书，足以证实其所述惨遭刑讯逼供的客观存在。虽然控方提供了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说明，但如此自证何以服众？公诉机关用某个审讯的录像片段否定全案的审讯情况，排除刑讯逼供，根本不能证明其主张成立。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被告人声称，其在看守所即已向驻所检察官提起控告，并由检察官拍摄了伤情照片，从控方对此的反馈看，他们并未否认此一事实的存在，从而进一步佐证本案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形。

辩护人提请法庭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的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请求法庭依照这一规定确认被告人张文峰所做的供述无效，而且再一次请求法庭向驻所检察官提取相关照片和资料，并附上被告人在审判前的有关控告书。

同时，从控方现有的证据材料看，被告人的供述时间均为今年1月7日后，在庭审中被告人已经明确表示，在那个日期之前，被告人均做了无罪供述，只是在经历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后，其才在1月7日后进行了有罪供述。请求法庭调取今年元旦前历次审讯笔录及录像，综合评定。

即便是看控方现有提交的供述，也相互矛盾，如杀人的过程、弃物的地点、杀人的手段、杀人的时间几方面前后不一，这样的供述不能采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