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毅抿了抿嘴唇，继续二轮辩护。
“我们注意到，刚才公诉人提到了现场勘验中工作人员的失误，也提到了补充现场勘验笔录，我方认为，补充现场勘验笔录严重违反取证的法律程序。
的确，第二次开庭时，公诉方另行提交了补充现场勘验笔录，试图证明‘油门踏板’、‘刹车踏板’上的泥土真实存在。我们认为，这份补充的勘验笔录不仅不能证明其主张，反而使原来的现场勘验笔录更加不真实，更加不合法，违法取证的事实更加明显。因此，补充现场勘验笔录不足为信。
大家都清楚，现场勘验时当场、当时的现场情况，而现在提供的补充勘验，是案发后三个多月之后做出的，还算当场、当时吗？这严重违背了客观公正的原则。
我们不禁要问，已遭破坏的现场是否还客观公正？按照控方的指控，本案的案发现场是那辆汽车，而从案发至今，虽然那辆汽车一直保管在警方手里，但经历过无数次的勘验，无数次的现场指认，已经早就是遭到破坏的现场，现在勘验，还能客观公正吗？
在《破案报告》和《补充现场勘验笔录》的效力上，我们认为，前者明显高于后者。如果两者不一致，应以《破案报告》为准。在庭审中，公诉人与鉴定人都曾表述，勘验笔录、现场照片、制图是互相补充的完整证据，试图通过其中的三份证据互为补充来说明‘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的鉴定源存在。但遗憾的是，在现场勘验笔录上，并没有记载‘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有足迹附着泥土，在照片上也无法看出，同时，照片的文字说明上，也从未有任何字迹说明两个踏板上有足迹附着泥土。想用照片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已无能为力。
公诉人与鉴定人还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破案报告》和《补充现场勘验笔录》的关系。众所周知，《破案报告》是集合全部证据要件的侦查机关权威性文件，该文件从未记载，‘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有足迹附着泥土，现在鉴定人的《补充现场勘验笔录》未经《破案报告》及《破案报告》的出具单位认可和准许，其补充的内容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违反法律程序的。
我们认为，资料中的补充统计不能采信。鉴定人的补充现场勘验笔录的另一来源是资料中的补充，据公诉人讲，之所以补充，是原来统计时漏掉了，所以在现场勘验笔录和破案报告中就一直漏掉了，故现在补充。但是，这一补充显然不能与现场情况相吻合，离开了当场、当时的任何补充都无法弥补统计中的过失，而这一过失的责任全部在侦查机关。
同时我们注意到，无论是现场勘验笔录，还是后来的补充现场勘验笔录，都违反了刑诉法‘必须有见证人在场’的规定。全案的现场勘验笔录和补充现场勘验笔录，没有任何见证人在场，使其真实性和公正性均无法体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补充现场勘验笔录，其补充问题，是在法院诉讼阶段进行的，即便不能安排全部诉讼参与人在场，至少也应由法庭在场补充，而遗憾的是，该补充仍由原来的勘验人员自行操作，而无任何的公平、公正机制加以证明。
综上所述，补充现场勘验笔录在形式及内容方面均存在着程序违法、实际操作耐人寻味的地方，与刑事诉讼法是相违背的，不能采信。”
“他们干嘛非得弄个补充鉴定啊？”展鹏有些不解，轻声问身旁的老詹。
“你问我我问谁啊？”老詹略微皱了皱眉，叹了口气，“可能拿大拿惯了吧，没想到碰到个较真的，这回被动了。”
“的确是被动，”展鹏点点头，瞥了一眼老詹说道，“詹支，这回回去有事儿干了吧？”
老詹哑然失笑，说道，“的确没白来，你们俩总算给队里还做点儿贡献。”
“看你这话说的。”展鹏嗔怪地瞪了瞪老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
杨毅低头喝了口水，稍作停顿，继续说道，“现在我们再看看其它违法取证以及证据效力的问题。我方认为，公诉人不能提供被告人张文峰今年元旦前的审讯笔录违反法律程序。被告人在今年1月底被刑事拘留，在此之前，还有被限制人身自由长达70天的调查，有多次讯问笔录，现在公诉方递交法庭的只有刑讯逼供以后的口供，希望法庭重视这一情节，调取今年元旦以前的笔录来当庭质证，岂不是更能说明问题？
按照公诉人的观点，公诉方最初提交的两份笔录，是被告人的‘如实交代’，可是目前本案凶器仍然下落不明。被告人张文峰曾在这两份笔录中交代，那把七七式手枪被他遗弃在警队附近街边的垃圾桶了，按照公诉人的逻辑，这应该是真实的，可是侦查机关的工作说明又证实，这一现场的事实根本不存在。如此一来，所谓被告人的‘如实供述’也就不成立了。
另外，现在我们都清楚了，鉴定结论告知被告人距离开庭只有十几个小时。《刑事诉讼法》规定，任何勘验鉴定结论必须告知被告人……公诉人当庭声称，开庭前一天已经让被告人知道了鉴定情况。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项，如此重大的合法权利，只给被告人不到16小时的时间？鉴定结论在做出之日起，就应该告知被告人，至少在侦查终结前应告知被告人，现在越过侦查、公诉，临近法庭开庭审理才提供，这叫保障合法权利吗？
同时，我们再一次提请法庭注意，虚构鉴定参照物的情形仍然存在，‘刹车踏板’、‘油门踏板’上是否有泥？是否在上述两个踏板上提取过鉴定的参照物？这是本案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警方的疏忽也好，遗漏也罢，都只能由警方承担举证不力的责任。即便要通过补充的方法来证明这些事实，也必须合法有效，否则，是根本不能采信的。
审判长，审判员，纵观全案，违背诉讼法的取证比比皆是，加之起诉书的全部事实都经不起推敲，岂能认定被告人张文峰犯有故意杀人罪？
以上的辩护词希望引起法庭的足够重视，并合理采纳。谢谢。”说完，杨毅长长地吁了口气，向审判长点点头，然后坐到了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