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屏幕前的观众看到“仁爱”和“兼爱”两字，觉得两种思想似是而非，却总是说不清道不明到底自己会更倾向哪种思想。

而墨翟和孟轲同样坚持己见，开口问殷阳后世如何看待哪家思想正确。

站在船头的殷阳依然看着远方的地平线和手中六十甲子不停转动的罗盘，声音却作为旁白向各位迷茫的观众作出了注解。

墨家的“兼爱”表面上看好像很“博爱”，但它没有一种根基在里头。

因为对于人，特别是中国人来说，血统是维系关系的现实纽带。

我们国家是农业社会，农村也是有竞争的，为何一直有重男轻女的习俗？特别是农村犹甚？

原因不是他们故意轻视女儿家，而是在封建社会，或者说在生产力低下又没有其他出路的环境中，家里有了儿子就多了一个人可以争水源，这是客观规律决定的下意识行为。

以农业立国的中国由此以血统定亲疏同样是客观规律的结果，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朝定五服，儒家上继三皇五帝道统，由此“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潜移默化形成后又再次影响后世之人的思想。

如今许多私企为何财务都是家里人？这本质上和周朝分封血统亲戚是一个性质，在稳定面前，贤能与否其实可以放在第二位，毕竟谋权篡位的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

而墨家思想对于普通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没有接触过宗教博爱思想的人来说，“兼爱”没有一个基于家庭和血缘人伦的自然感情的生发过程，没有一个由近（亲人）及远（陌生人）的自然扩散过程。因此就有点儿不近人情。

谁都“爱”，而其实是谁都不爱；对谁都有感情，其实对谁的感情都不深、不真。

大多数人并未修行达到诸子的境界，感情的付出决不可能平均分配，否则就是取消人的好恶，进而取消了人的正常人伦感情。

一个高境界人的博大胸怀、悲天悯人的慈悲心地也很难一夜之间突然生发一蹴而就。要靠潜移默化的培养、细水长流的滋润而逐渐提高，这也决不是靠教条式的“兼爱”教化可以深入人心的。

教条式的“兼爱”若要顺利推行，那就必须基于某种不同寻常的“主义”：先将人的思想统一起来。

但思想的统一并不能够代替感情的牢固维系，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煽动起人们的狂热情绪，以非理性的激情将本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陌生人“团结”起来。以瞬间激情迸发的方式打破人与人之间陌生的鸿沟，使大家相互“热爱”起来，甚至将其凌驾于家庭和亲情之上。

所以墨家从思想控制上来说，和宗教类似，即使他的愿景在人道角度上看是基于善意而美好的祝愿。

正是因为其对家庭和人伦所可能产生的巨大破坏作用，孟子有清醒的认识，他才以激越的口吻指责“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因此从本质上说，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是决不相容的。

“仁爱”是温情的、持久的；而“兼爱”是激情的、短暂的。

以家庭关系为基础的“仁爱”是倾向于保守的、自我满足的；而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兼爱”是倾向于激进和狂热的。

他们追求一种自我制定的“目标”和“真理”并力图“成就”之。而这时所谓“兼爱”就大多被利用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不再是本身所追求的目的了。

墨家对于“义”的理解与儒家最大的不同是认为“义”者，利也，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便会更美好，因为利人就是利己。

可是逻辑上说得通，不代表现实会按照逻辑运行。

“宏大”的“利益”诱导道理上似可成立，也很美好，但实际上对于每一个现实生存的俗人来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倡导是不切己的。

当遇到切身的现实利益冲突时，对现实当下自我利益诉求是立时凸显的，当当下私人利益与口号式的宏大公共利益相冲突时，如果没有高于“利益”本身的价值判断和道德准则，现实的选择结果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