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过年各种停业，而酒饮的消费增加，自然有不少因酒品不好而闹事的案件。

在京城，管理体系要比地方还要复杂。

除了兵马司，一般案件审理是交由在京城的大兴县衙和宛平县衙。

兵马司有执法权，但是没有判决权。

大明虽然属于人治体系，但是在法律方面，早早就将两者给区分开来。

就连锦衣卫，如果没有圣人特别指令，就甭提什么先斩后奏了，抓了人，都要老老实实送去镇抚司，东厂也是如此。

华夏的这种分权制度，在郡县制出现之后，就很快建立起来。

而此时的西方，尚且还处于执法权与判决权都是捆绑在一起，他们要建立起像大明这样的分权体系，那得到十九世纪初。

要论法制，华夏相对于西方，更为成熟，某些方面也更加人性化，当然，终究是人治，阶层决定了律法的适用性。

京城衙役现在主要是调解矛盾，能和解就尽量和解。

以如今京城的体量，真要把人都抓到县衙，那县衙都站不够位置。

律法的实施人性化便是如此，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只要是小型纠纷，不管是衙役也好，还是族老也罢，都是尽力先调解，若调解不能，再闹到衙门去。

可就算是如此，京城两县的县令现在也是十分焦头烂额。

衙役带来的多是醉鬼，而醉鬼是不能对话的，而华夏恰好就是极重视口供作为证据为定罪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