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陆时羡要重启之前碍于米国压力而被迫中断的关于植物抗病毒遗传育种的研究。

正是这项研究带给他难以想象的荣誉，将他带到之前从未想过的高度之上。

这项研究对他而言无论从什么方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难度无疑也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他想的话，其实还是有不少其他不错选择的。

例如之前在UCD时期发表在Cell上未全部完成的病理学研究。

又比如他回国前仍在研究分子农业领域的植物药物制备研究。

只不过前者太过于理论，想完整把那个课题研究下来还存在太多的可能性。

至于后者又太过于应用，也是他个人想完成的研究内容，不适合在国家实验室完成。

但植物抗病毒遗传育种就不同了，一是这是他最近的研究成果，没人能比他更熟悉这个内容，上手非常快。

二是他获得诺奖后，全世界许多国家都开始秘而不宣地进行相关内容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项理论确实具备改变世界进程的能力，科研竞备的紧迫性不言而喻。

三是用这项成果作为实验室的开局之选，会拥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各方面的支持根本不会缺少，包括政策支持、人才吸引、资金倾斜等等。

一个实验室负责人能否正确掌好舵，把握好方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

打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陆时羡仔细检查再三。

将文档保存，随后打印出来放到公文包里，他开始订前往燕京的机票。

翌日。

陆时羡一早就登上飞机，不过他的第一站却并非燕大，而是华国科技部。

这个项目如果要跟国外比速度，那就不是一个实验室或者一个学校能够完成的了，往往需要多团队协作甚至是举国家之力，利用国家机器来进行推动。

在过去，这种级别的项目都是寻常科研人员可望不可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