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抵触与反抗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普通民众，各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也在降附汉军的中下层武吏及兵卒中间弥漫。

之前一路北撤，汉军兵卒及家小还是勉强配合的，至少没有滋生特别激励的抵触或反抗情绪。

因为他们之前以为哪怕是退到云朔，也能分到屋舍与耕种的田地栖息繁衍。

然而此时还要进一步放弃云朔，彻彻底底撤到阴山以北、他们全然无知的茫茫草原之中，他们又怎么可能平静以待？

撤到草原之中，世代耕种为生的他们要如何生存，难道要跟茹毛饮血的番民一样，去过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活吗？

他们能适应得了吗？

这时候，所有汉军军户北撤后都将沦为赤扈人奴隶的传言，也不失时机的在降附汉军内部流传开来，进一步加剧中下层将卒的恐慌与抵触情绪。

其时镇南王兀鲁烈在摩黎忽率部保护下，前往漠北位于鄂尔浑河畔的汗廷反省这些年来所经历的战败，宗王府留守云朔坐镇的，乃是都元帅帖马雍及曹师雄、孟平、孟俭、仲长卿等将。

帖马雍等赤扈将帅对敢于逃

亡或反抗的人群，自然是毫不留情的予以追捕、血腥镇压。

曹师雄、仲长卿等汉将即便早就注意到汉军内部的不稳定与抵触情绪，然而他们在镇南宗王府的话语权一贯不及帖马雍等王帐嫡系出身的将帅，甚至还因为一连串的军事失利而备受质疑；同时他们也深知他们个人留在云朔没有活路，南朝绝不会给他们幡然悔悟的机会，也是一力压制中下层将卒想要留下来的声音，强行推动北迁。

开始小规模的反抗总是容易镇压，民众与兵卒逃亡，也是坚决出兵追捕，抓回来后动辄处以极刑，成百上千的人被曝尸荒野以儆效尤。

然而这并没有遏制住此起彼伏的反抗或者说叛乱，越来越多的民众及兵卒逃入附近的山岭深处躲避搜捕。

没有兀鲁烈坐镇的宗王府诸将并没有想过要采取措施缓解矛盾，相反的，对逃亡民众及兵卒的追剿、血腥镇压越发变本加厉，看形势越演越烈，就要求所有负责追逃的人马，将所抓到的逃亡者，不论妇孺老弱一律就地正法，就连襁褓之中的婴儿也一个都不许留下。

十二月底，两千多汉军进入晋公山深处的一座山谷，在那里围住千余逃亡民众，大部分兵卒不想再不分妇孺老弱的进行屠杀式行刑，在军情参谋司潜伏人员的策动下发动兵变，擒杀曹师雄部将狄行后围歼随军出动的百余督战虏兵，之后又快速从晋

公山杀出，鼓动附近金城县守军一起参与兵变，夺下金城县城。

徐惮坐镇雁门关，一直密切关注云朔的动静，在接到金城方向降附汉军兵变的信报之后，便毅然决然亲率五千步骑借风雪掩护，夜驰奔金城，于绍隆十三年大年初一，在金城县东的田家岭设下埋伏，伏击从大同、云冈方向赶来镇压兵变的一万虏兵。

取得金城初战大捷后，徐惮并没有选择南撤，而是率部与金城起义兵马会合，除了留少量兵马及伤兵撤守城小墙坚的金城外，主力兵马退入北部地形错综复杂的晋公山之中，坚持与合围过来的虏兵主力进行作战；于绍隆十三年元月十三，徐惮又率部从晋公山杀出，与出雁门关增援的陈缙所部，击溃集结于晋公山南麓的两万虏兵。

与此同时，受金城守军起义以及两次大捷的影响与激励，驻守应州、朔州、云州各城寨的降附汉军纷纷发起兵变暴动，夺城攻寨。

等到元月底兀鲁烈率嫡系扈骑以及一部分增援骑兵从漠北紧急返回时，虽说此时还有两万四五千精锐赤扈骑兵占据着大同、朔州、云冈等城，虽说曹师雄、孟平等将手下还有近两万嫡系汉军没有参与暴动，但河东行省除了从宁武关、雁门关杀出三万精锐步骑外，起义兵马也高达三万之众，几乎占领了除大同、朔州、云冈等城之外的所有城寨——燕蓟行营、朔方行营

也同时往西山及野狐岭方向增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