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他也没想好。

如果可以的话，他自然想要植物分子遗传国家重点实验室。

但可惜的是这个实验室早在1988年就建成了，实力很强，属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老牌了。

说起来，这个实验室还跟他有些关系。

其学术委员会的主任正是他家导师徐志鸿院士。

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不想在太相关的领域中和他们去竞争。

而且如果研究领域和已存在国家重点实验相同或者相似，基本没有再次获批的可能性。

这种东西就和国际上对待公众资源的处理规则一样。

先来先得，而且一个萝卜一个坑。

前面的坑位不出问题，后面的人基本不可能插上一脚。

这样考虑下来，结合他的研究优势以及国内的空白领域，其实也没有别的选择。

这也是他在耶鲁大学里未进一步进行的研究，就是怕过于挑动老米神经，搞的他们狗急跳墙。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能够获得诺奖，依然达到了这个效果。

但现在既然已经回到国内，这个项目也该到了重新启动的时刻。

“植物病理遗传及育种。”想到这，陆时羡缓缓说出了自己的抉择。

或许是担心梅兴国对专业领域不太理解，他又继而解释了一句：“如果只是单纯的研究植物病理，可能学术价值会高一些，没有太大的应用价值。”

“但如果加上遗传和育种，也就进入了植物抗病毒遗传育种领域，而这个领域在我国尚属于空白，极少有人涉足。”

“这三者结合起来可以等若于达到给作物增产的效果，而且它的优势非常有竞争力，实现难度和增产稳定性远比杂交育种要小不少。”

“劣势则是增产效果不如杂交育种明显。”

梅兴国作为一位封疆大吏，他对学术确实不懂。

但在敏锐性和理解力上，他却近乎拉满。

梅兴国一边思考一边说着：“也就是说这项技术的下限是节省了购买农药的费用，显而易见的减少了耕种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

“但除此之外，农药大幅减少使用还会带来隐性的生态效益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