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认为，书信来往之中应当充分尊重对方，避免直接、强硬的表达方式，以免给收信人造成不适或冒犯。故在书写信件时，往往会使用大量的客套语和敬辞来表示尊敬和礼貌，如“贵府”、“高见”等词汇，以及开头的“台鉴”、“敬启”和结尾的“敬上”、“敬拜”等形式，都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对谦逊的推崇。

另外，中国古代书信礼仪中的谦逊还体现在对自我评价的贬低与对他人的高度赞扬上。人们往往会在信中自称为“愚兄”、“鄙人”等，以此表明自己地位低下、学识浅薄。

如果要就官场交往举例，则唐朝同僚之间书信往往自称“仆”、“仆等”，而明朝同僚之间往往自称“学生”、“末学后进”……这都是有历史背景、社会原因的。

唐朝那会儿，科举制虽然出现，但并不完善，世家豪族依旧能掀起门阀政治的最后波澜，因此社会上强调的地位高下悬殊。那么反过来，当一个人需要自谦的时候，自然也就从这种地位来自贬，于是便自称“仆”、“仆等”。

明朝则不同，明朝官场已经是学霸的天下了，所以大家要自谦，就只好在读书这块自贬，不仅同僚之间互相自称学生，甚至有老师给门生写信也自称学生的——当然这里的“学生”不是指“我是你的学生”，毕竟师生名分在那。

这种自称其实是强调自己永远是“学生”身份，即强调自己坚持学无止境，永远都在谦虚的学习当中。至于自称“末学后进”的，道理亦然——您是学问上的前辈，是晚生我学习的对象。

自称既然要自贬，对收信人那就要格外尊敬了，比如会用诸如“贤弟”、“尊师”这样的词语，以示其地位崇高、学问渊博之类。

说起来，高务实给刘平这信还算是没那么夸张的，毕竟当年高务实与黄孟宇可是同辈相交，而刘平作为黄孟宇的外甥，早年在高务实面前一直都是以晚辈自居的呢。

高务实封好了信，叫来一位家丁，叮嘱了一番，那家丁自然出宫找京华商社飞鸽传书不提。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同一时刻，在南京的京华商社分社，高杞鸠占鹊巢，把高柷的签押房临时征用了。

此时他正坐在宽大的红木书桌后面，眉头紧锁，目光锐利地审视着桌上堆积如山的账本和单据。这些文件记录了南京皇宫翻修工程中几乎每一笔超过十两银子的交易，而他现在需要从这些繁复的数字和文字中找出隐藏的不法行为。

当然，这些东西不可能靠他一个人来审核，也没有这个必要——京华工匠学堂这些年毕业了那么多财务人员，南京这么要紧的地方，他还怕找不到自家培养出来的专业账房先生？

“高柷！”高杞的声音平静而坚定，他抬头看着站在书桌对面的账房先生，对高柷吩咐道：“这些账目你们再核对一遍，特别是关于水泥和木材的采购记录，每一笔交易都不能漏掉，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不能放过。”

“是，大少爷。”高柷恭敬地答道，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他虽然不知道大少爷具体要查什么，或者说不知道大少爷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他知道这次的任务绝对非同小可，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毕竟，大少爷可是奉东家大老爷的命令，半夜离宫来操办此事的。想想看，连天亮都不能等，还是大少爷这种地位的宗亲亲自出马负责，东家大老爷显然是要动真格的。

东家大老爷是什么人？当朝首辅！靖国公爷！能让他这么重视的事，那放到自己这种高家中层家丁头上，可不就是比泰山压顶还紧急么？

时间匆匆，数班临时安排的探子隔不了一会儿就来向高杞报告情况，直到夜幕降临，商社内灯火通明，高杞这一天已经接到了二十七次各种各样的报告。

高杞从内务部带来的亲信高樮，此刻悄悄走进了签押房。他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脸上有着岁月的痕迹，眼神中透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锐利。

“掌刑，小的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去几个住坐匠村打听了一番。”高樮的声音低沉，眼神中闪烁着精明的光芒。

这里有两个词要简单解释一下。高樮口中的“掌刑”就是指高杞，但“掌刑”并不是高杞的某个职务，而是内务部内部对标东厂搞出来的一个词，具体对标的是东厂的“掌刑千户”。

“掌刑千户”实权极大，一般被视为东厂的二把手，仅次于“钦差提督东厂太监”。内务部因为主管内卫和情报，京华内部也往往将其视作东厂一般，结果后来内务部自己也懒得纠结了，干脆和东厂对标。

等到高陌年老，逐渐处于半退休状态，内务部的事情开始交到秘书处情报秘书高杞手里，因此内务部的下属就用“掌刑”来称呼他——即便高杞实际上并不管刑罚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