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常说，封建王朝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如何延续统治，历朝历代都会为此总结前朝教训，但往往陷入类似的治乱循环。比如秦亡于严，于是汉亡于宽；唐亡于藩镇，于是宋亡于兵弱……

虽然总的来看，随着时间发展，政治制度确实有些许进步，但根本目的既然错了，终归逃不出这个窠臼。当一个王朝的最高目标就是延续统治，它就难免会害怕任何变化，甚至在遭遇某些时候会选择复古——比如朱元璋的诸子分封制。

然而在高务实看来，这是没有出路的。他本经是《周易》，读《周易》读出来的核心观点其实就一句话：世界永远在变化，所以人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不过，道理好懂，事情难办。你怎么观察世界的变化？世界变了什么、变了多少，你要如何改变自身、改变多少，去适应这种变化？

高务实当然也想了很多，最终的观点是：以上问题都很难，那不如让“我”成为最大的变化。我最先变，所以别人都得随我而变。

换在朝廷治政来说，就是我自己不断改革、不断发展，那我就是最大的变化之力，世界各国都只能跟着我的变化来适应我。

这个道理就好比是英国工业革命了，生产力开始碾压世界各国，于是各国也只能纷纷跟进，开始争夺“变化权”，进而推动世界发展越来越快。

不过在高务实看来，英国其实是非常“德不配位”的。这个国家在道德上大缺大德，在实力上国小民寡，其实不足以形成巩固的世界格局。它靠着工业革命的伟力和广大殖民地的血泪维持了两百年霸权(不是四百年)，但最终还是会走到穷途末路，泯然众国之中。

真正要形成稳定的世界体系，其核心国家必然需要三个前提：广土，巨族，同心。

说人话就是：资源丰富，人口众多，举国同欲。

且不说后世如何，高务实环顾当今世界，能有这个基础的国家其实只有大明。后世所谓世界三大宝地：北美、欧洲、东亚，先不说那是如何逐步形成的，就说此刻——欧洲，分裂惯了，没有统一的可能；美洲，殖民者刚到，发展刚刚起步，人口极其稀少。

反观大明，完全是农业时代的巅峰，粮食平均亩产是欧洲的三倍以上，人口是整个欧洲的四倍。[注：都是西方学界大的主流观点，即十七世纪初欧洲总人口约为6100万，而此时的明朝后期总人口为“超过两亿”；欧洲粮食亩产40-80斤(单位已换算)，明朝粮食亩产200-250斤。]

在这种条件下，且高务实的前期改革基本已经顺利完成，他开始琢磨如何“处中国而治万邦”，这有什么问题吗？

在他看来，只要朝廷改变思路，开始将发展当做延续统治的正确道路，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那么大明就是那个真正的“天选之国”，而且没有“之一”。

数日之后，随着调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涉案官员被揭露出来。这些官员大多属于心学派，他们在南京皇宫修缮案中或主动参与、或被动涉及，但无一例外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经过仔细的审查和讨论，朝廷最终决定对这些涉案官员进行分类处理，以儆效尤。处理方案大致分为四个档次：

降调西域：对于涉及程度较深，但尚有可用之处的官员，将其降职调往西域，参与当地的建设和管理。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考虑到他们的能力和对朝廷的贡献，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冠带闲住：对于涉及程度一般，但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原职的官员，剥夺其官职，保留其荣誉性的“冠带”，令其回家闲住。这些人虽然犯了错误，但错误性质不算严重，给予其反省和退隐的机会。

革职为民：对于涉及程度较重，已无继续为官甚至保留名誉必要的官员，直接革去其官职，贬为平民。这些人已经明显犯了错误，而且错误性质较重，造成了一定的危害，朝廷不再保留其官员身份。

永不叙用：对于涉及程度甚深，且性质极其恶劣的官员，不仅革去其官职，还要将其列入黑名单，永不叙用。这些人的错误性质严重，对朝廷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必须给予严厉的惩处。

据统计，此次涉案的七品以上官员共计四十一人，其中被降调西域的有八人，冠带闲住的有十二人，革职为民的有十五人，永不叙用的有六人。

这一处理结果在朝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虽然四十一人说少不少，说多好像也不多，但要知道这仅仅是一次工程弊案，涉及范围也不大，若是往常，处理三五个人也就差不多了。然而这一次却不是处理几个人，而是把涉案官员一扫而空，轻重缓急分得清清楚楚，可见朝廷的重视程度之重、应对规格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