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了，比如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万历末年和天启年间也有很多东林党人或者东林党的同路人都是这么做的。

而他们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更高的或者能与忠君相媲美的道义出发点。

这就是孝道。

刘宗周就是以老母有病，需要回家侍候老母为借口辞官不就的。

而这个完美的借口，也成了很多臣子拒绝朝廷许多任命的最佳理由。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不那么完美，但却看起来更加高大上的借口。

那就是儒家君子们给自己留的一条后路，即所谓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孔子的原话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大概意思是，当国家政治清明，君主遵守大道的时候，君子就出去当官，辅佐圣君仁主治理天下；当国家政治黑暗，君主背弃大道的时候，君子可以退隐江湖，等待时机。

这样一个天然的借口，曾经是天启年间许多东林党人，以及东林党同路人们，明哲保身进退自如的理由。

不过，眼下这个借口却用不上了。

虽然到了崇祯四年的时候，大明朝仍有一些朝野清流人士，不断上书指摘朝政得失，批评皇帝这个做得不对，那个做得离谱，但是崇祯皇帝在西北、漠南、朝鲜以及辽南等地的胜利，却让更多的人闭上了嘴巴。

即位以来财政上的逐渐宽裕，以及罕见的一连串军事上的胜利，使得崇祯皇帝的声望，在各种批评与指摘之中一路攀升。

到了崇祯四年的五月，已经没有哪个大臣敢于借口“邦无道则隐”请辞了。

谁要是这么做，他恐怕也就永远没有了起复和回归的机会了。

若是仍以孝道作为逃避到西北边地任职的借口，那么面对着如今这位越来越强势的皇帝，以及渐渐被皇帝控制的都察院，渐渐被当朝首辅控制的六科廊，他们今后恐怕也没有了飞黄腾达的机会。

就这样，一个带有明显的风向性的崇祯四年新科进士分配方案，没怎么经过朝野之间的充分讨论，就在五月初一上午的紫禁城建极殿大朝会上顺利通过了。

那些身在京师位居中枢的前东林党同路人们，也都因为早看透了当今皇帝的心思，所以都忍住没有说话。

最典型的人物，除了黄宗羲的恩师大理寺正卿刘宗周以外，还有军机大臣宁城伯孙承宗，以及都察院左都御史李标，甚至也包括亲自执行了崇祯皇帝的策略、审定了分配名单的吏部尚书成基命。

这些人当年在东林党占据了大义名分的时候，都属于东林党人的同路人。

然而同路人终究只是同路人而已，并不是真正的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