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同年唐朝还“徙高丽民3万于江淮、山南”，而“留其贫弱者，使受守安东”。

这样来看，留驻于高句丽故地的2万唐兵恐怕为数已是很少了。

这也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时机。

于是，唐军安东都护府留守部队主要在辽东与高句丽叛军作战，消灭高句丽叛军。

而同时新罗军在攻打熊津都督府，并全部占领了百济旧地。

……

消灭完高句丽叛军之后，唐才逐渐能够腾出手来，任命刘仁轨为讨伐新罗的总帅。

“仁轨率兵径度瓠卢河（临津江—汉江），破其北方大镇七重城（汉城北）”，“斩获甚众”。

之后刘仁轨被调回国内，“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

七重城丢失之后，李谨行率军南压到了买肖城，并在此驻守，这明显就是当年灭高句丽的旧态势。唐军驻守在边境防止敌军反扑，一旦主力部队跨海从新罗背后攻击，新罗必将亡国。

新罗知道自己局势危险，在买肖城下与唐军碰撞了三次，延缓唐军可能的进攻，三次皆败。

这段时间里，新罗又“遣使入朝献方物，伏罪。赦之，复其王金法敏官爵”。

新罗知道自己打不过，派使入唐请罪，双方进入休战期。

……

李治回想起当时，为何会同意新罗的请罪，当然是有自己的考量。

新罗当然能打，但是得考虑大唐要的是什么样的结果。

如果继续以灭亡新罗为目的，大唐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若是增兵一次性解决，军队向南推进，后勤补给路线的安排谋划，兵力问题等等考量。

若是采取消耗战，渡海两路夹击，就得在安东都护府倾注大量的注意力，需要大将主持。而大唐当时正在准备与吐蕃的战略决战，精力都在西北。相比于新罗，吐蕃当然更加重要。

当时宰相张文瓘就劝谏李治：“比为吐蕃犯边，兵屯寇境，新罗虽未即顺，师不内侵。若东西俱事征讨，臣恐百姓不堪其弊。请息兵修德以安百姓。”

且不说其他，吐蕃威胁确实迫在眉睫，而新罗虽然总有些乱七八糟的小心思，还远远达不到当初高句丽桀骜不驯的程度，更没那么大胆子琢磨大唐的核心利益。

……先解决首要矛盾，把次要矛盾放一放是可行的。

李治想起新罗后人对他阿耶的污蔑，眼眸幽深，笑不达眼底。等着吧，不止西域，朝鲜半岛也是我大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