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东风引发了西风，一场横跨海峡两岸的舌战势在必然。

从台北回来后，我一直在回避潘教授，他不知从哪儿探听到我去台湾拜访了顾老人家，短时间内先后给我来了一封邮件、两个电话和多条短信，问我行踪，表示很想见我。我以在乡下赶写稿子(事实也是如此，我在写下部《西风》)，无暇见他来搪塞。我似乎是受了顾老的影响，对他有情绪。

其实不是的，我的想法很简单和实际，可以说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心理。有些东西是可以想象的，我们见面绕不开要说起顾老讲的故事，他听了一定会组织人力予以反击。潘老是首当其冲的中锋大将，靳老(即老虎)和老的长子陈金明可以当个左右边锋，王田香女儿王敏和哨兵甲可以打个后卫，还有部分党史研究人员做个声援的啦啦队也是真资格的。一年前，正是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帮助我完成了上部《东风》，现在有人要对他们的记忆和研究成果进行毁灭性的剿杀，他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

一定会集体反击的!

如果反击无力倒也罢，反之将严重影响我写《西风》的热情。写东西就像谈恋爱，稀里糊涂时感觉最好，等你把对方身体和心灵深处的几个凹凸面都摸透，谈的恐怕就不是恋爱，而是人生了。人生的感觉无非就是咬牙：一种令人厌恶的感觉。我不想带着一种厌恶的心情，咬着牙来完成《西风》，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开潘教授的追踪，避而不见。我早想好了，先写出来再说，完了给他们看，听他们说。他们怎么说都可以，我将照搬不误，公之于众。总之，我不会偏听偏信，我将努力做一个聪明的传声筒，争取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二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也不是什么新闻，不必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和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漫漫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三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

我没有选择，惴惴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质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其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子女，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下字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