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的防控措施，其实是结合了《金融与经济》那本书的知识点。

从上到下开始做防控，省、府、州、县、镇、村，所有一把手官员都必须学习金融知识，只有懂这些知识，才能立刻判断。

与此同时，治安部的逐级官员，也必须得学。

主要的防控执行工作是交给治安部，下发到各省治安司，再下到治安局、治安所，如果发生类似案件，治安部的人要有能力立刻做出判断来。

如果发生特大案件，必须要有一套快速反馈机制。

具体如下：

例如各个村镇巡抚，定期视察、访问下属管辖村镇，询问民间是否有集资。

如果有，则立刻引起重视，调派治安所的治安开始追查此事，并且写汇报上递给上层镇官。

镇官视情况定夺是否上报。

不上报可以，但要确保不出问题。

不上报，如果出了问题，镇长和镇巡抚全部撤职问罪。

如果镇长上报后，知县决定不上报，自己搞定，也可以，只要自己能搞定。

但如果搞不定，还不上报，撤职问罪。

这是一套标准的权责机制。

将民间金融诈骗的权责，放到各个地方一把手身上。

只有如此，他们才有动力推进防御工作。

很显然，朝廷是将金融诈骗定义为刑事犯罪。

崇祯觉得这种权责机制是合理的，应该如此。

但是，对金融诈骗的定义还不够深刻。

他说道：“这种诈骗，和造反同罪！”

造反是什么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