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道教教徒在二战前最兴盛的1937年，拥有不到100人的有中国道统的正牌。到了1965年，德国在宗教信仰中的填写自己的宗教信仰为道教的人口达到了57%。至于这些人信的到底是全真还是正一，又或者是其他流派，德国国内也没人在意。

剩下大约12%的人口，表示自己信佛教或者别的教派。有7%的德国人口公开表示自己是唯物主义者，没有宗教信仰。

英国记者在文章中认为，“……德国已经在过去20年中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世俗化国家，宗教已经彻底失去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让德国成为了一个在社会结构上越来越像中国的国家。

的确，德国变得更安全了，也变得更富裕了。然而德国却貌似失去了自己的传统。

用传统换取现在的一切……这值得么？”

在看到读后这段之前，德国青年们看的津津有味。看完最后一段，德国青年们的脸色垮了下来。但三人一时都没找出反驳的话，心中有气却说不出，三人更加不开心。

直到一位青年冷笑道：“英国现在穷成这样，还是好好关心自己今天吃什么吧。”

其他两位青年听到如此中肯的嘲讽，想到英国一直没有起色的经济，忍不住笑出声来。

放松的三天一过，前去参加内阁会议的部门负责人带回来了大量任务。德国内阁认为中国政府虽然有可能要调整对于效率与公平的倾斜度，但是还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中国可以在保持公平的情况下依旧能够拥有极高的发展效率。

过去二十年中，西德与日本的发展虽然令人惊叹，但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没能超过中国。西德与日本的经济发展之所以看上去比中国的发展更令人印象深刻，很大原因在于中国人口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日本现在的人口刚超过8干万，西德超过了6干万。与中国并非同一个数量级。

任何财富分配给10亿人，都会显得微不足道。就如中国1964年钢铁总产量达到了惊人的10亿吨，但是从钢铁蓄积量计算，中国也只是刚达到了美国北方合众国各州的人均钢铁蓄积量。然而从1924年到1964年的40年中，中国生产的钢铁总量已经是过去500年中其他国家钢铁产量的总和。

经济的高速发展，生产效率的快速提高，倾向于公平的社会分配，以及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以及固定资产建设。中国走的发展道路在欧美传统经济理论中，属于降低财富流动性的模式。然而中国的经济情况却蒸蒸日上，中国家庭拥有自己房产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97%。

所以德国内阁要求分析部门进行更多有效分析，而不是轻易下结论。

然而事情的发展依旧超出了德国方面的想象。

1965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排出代表团与世界各国进行了大量协商，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大量劳动性密集的低端产业开始加速流出中国。

根据欧美的经验，这种产业流动本身必然会出现大规模失业的问题。为了解决就业，中国将采用中国元升值，从全球购买廉价工业品的模式。让中国从一个工业生产国变成一个金融国家。

然而到了1966年，欧美发现事情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同。中国在过去40年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有着天然的巨大优势，当最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消失，而是直接转为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更直白的说，原本大规模生产纽扣的企业转型为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纽扣的企业。原本数量巨大的劳动者，要么年龄到了后直接退休，要么就接受成年职业培训，进入大规模的手机生产企业或者电子组装线，变成了另外的产业工人。

从正常角度来看，纽扣生产者去组装手机，需要相当规模的培训。这种培训投资巨大，从单纯的资本角度看，得不偿失。

但中国采用倾向于公平的政策，看中的是个人发展。每一个成年人每年都要接受两个月的再教育，接受再教育期间，能拿到基本工资。

德国搞的也是这样的制度，对这个政策的执行情况非常清楚。德国引以为傲的高素质劳动力就是靠这么投入成本培养出来的。

在德国分布部门看来，这种变化的问题不在于中国工人，而在于中国的产业竟然在现阶段出现了全面突破。

从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通过在产业领域上的突破，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始终走在世界新技术前沿。欧洲不仅在战争领域失败，在科技与产业领域同样输给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