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不把他们里边那些还人品还行、值得挽救的人，拉到大明朝的官僚体系内，让他们屁股朝天头拱地地为朝廷效力，那么他们就会在这个官僚体系之外，不停地给你说三道四制造麻烦。

这一回都给他们弄到陕北去，几年下来，估计就不会再只是坐而论道空谈救国了。

在这一点上，严起恒也是一样，这个人与陈洪绶同岁，不过在原本的历史上，科场命运比陈洪绶好很多，本身就是崇祯四年的进士，而且同样也是三榜出身。

这一次的会试结果，也符合他自己之前的预期。

所以，不管是严起恒，还是陈洪绶，都没有黄宗羲心中的那种失落。

相反，对于能够得受县令，成为一个县的父母官，他们的心中除了兴奋，就是些微的忐忑，担心能不能为天子管好一个县的百姓。

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的这些担心完全都是多余的。

因为如今的陕北，并没有多少人口。

特别是经过了流贼反复蹂躏和官军反复清剿之后的那些个陕北小县城，比如清涧、安塞，根本没有多少人口。

崇祯四年春的安塞县，全县能有个一千五百户人口就算不错了，实有人口男女老少林林总总累计起来，往多了说也超不过一万口。

而之前在战争之中受损失更严重的清涧县，就更不用说了。

反倒是黄宗羲前往担任县令的韩城县，在位置、人口、商业、文教方面，要好上不少。

总之不管这些人怎么想，心里满不满意、愿不愿意，到了崇祯四年五月中旬的时候，崇祯四年的春闱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所有奉旨外任的新科进士们，也都陆续离京赴任去了。

至于黄宗羲心中的失落和纠结，崇祯皇帝无从得知，也根本并不关心。

在五月初一的建极殿朔日朝会结束之后，他的精力就已经转移到了另外的事情上了。

来自科尔沁左旗的使者队伍，携带着科尔沁左旗之主斋桑贝勒的多封书信，已经悄没声息地抵达了北京城。

斋桑贝勒派来送信的队伍里有一个领路的人，算得上是科尔沁和理藩院这边都放心的一个人了。

这个人，正是满珠习礼从小到大的伙伴和侍从阿格拉巴日。

当初，哈斯干和阿格拉巴日被派回到科尔沁左翼蒙古部落领地，顺利地找到并且带回了宜妃乌兰图雅和宁妃苏日娜的亲眷家人，还有他们自己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