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明朝的惯例，内阁首辅和次辅的择人是根据入阁顺序决定的。

以天启帝师孙承宗的老师叶先高为例，其人是万历三十五年十一月入阁，初为东阁大学士，当时同在内阁的除了首辅朱赓外，还有文学家于慎行和大明阁臣辞呈记录保持者李廷机二人。于慎行很快就去世了，等到了转年十一月，朱赓去世，按顺序是由李廷机出任首辅，叶向高出任次辅，但实际上李廷机在一个月前就已经上了辞呈。

从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到万历四十年九月，大明朝廷的内阁理论上的首辅大臣是李廷机，但是这期间李廷机一直在给万历皇帝写辞呈，前后写了一百二十三封，是一天班儿没上过。而万历皇帝不光是对此始终没有作出答复，也没有再下旨廷推。实际上便是由名义上的次辅叶向高行使首辅的权力，期间亦是晋为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万历四十年九月，实在受不了了的李廷机干脆不打招呼直接跑回了福建老家，万历皇帝拿这个倔老头儿实在是没办法了，才接受了辞呈。由此开始，叶向高才正式成为内阁首辅。

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叶向高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次月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到了万历四十二年八月，叶向高先后上了六十二道辞呈才得到了批准，于是致世回乡。

叶向高的继任者先后是浙党的方从哲和东林党的刘一燝，前者是红丸案的主角，后者是移宫案的主角。等到了天启元年十月，叶向高二次入阁，同时首辅刘一燝、次辅韩爌等阁臣降职，等于是这些阁臣先行离任，继叶向高之后重新又入了一遍内阁，于是叶向高再度担任内阁首辅。

在叶向高二次担任首辅期间，有一个人必须要提及，那就是孙承宗。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二月入阁的，到了八月便出镇山海关。这期间孙承宗名义上是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是辽东经略。不过，他的阁臣位置一直是到了天启五年十月由于耀州惨败而致世才暂时结束的，这三年之中还从东阁大学士先后晋位为文渊阁大学士和中极殿大学士。

如今的战时内阁筹备会议上，在座的五个人里文安之曾是内阁首辅，文渊阁大学士，郭之奇亦曾入阁，后晋文渊阁大学士，不过他们二人都是出镇在外的状态，于永历朝廷的内阁而言都是“挂职”的阁臣，就像是出任辽东经略期间的孙承宗一样。钱谦益虽然早在崇祯元年就已经是礼部侍郎了，但却从未入过内阁。陈凯和张煌言就更不用提了，他们的兵部尚书和兵部侍郎的职务也全是加衔，前者的主要工作是经略中南四省，而后者是作为定西候张名振所部的监军。

从理论上来说，战时内阁成立，文安之可以援引叶向高的旧例直接出任首辅，郭之奇入阁较其他三人更早，当为次辅。再后面的三个人都是初次入阁，应为东阁大学士，考虑到钱谦益的资历，职位更高的陈凯自觉着也要名列其后，而张煌言则排在这五个人的末位。后续入阁的阁臣，自然是位列张煌言之后，便是源于是否参与筹备会议的资历差别。

这些亦是陈凯在此前就设想过的，但实际操作上面，他还是更加倾向于由文安之出任首辅，钱谦益出任次辅，因为郭之奇的影响力远远没办法与钱谦益相比，而文安之更加“年富力强”，也比那位老先生更值得信任。至于他和张煌言，老四、老五的位置坐得稳稳当当的，另外三个人谁也别想取而代之！

事实上，当下仍是战争时期，评价标准上战功一项自当更受侧重。陈凯在这些人之中功勋最著，甚至说句不好听的，只要李定国和郑成功不入阁的话，单以功勋排序的话，整个大明都没有谁能够排在他的前面，首辅之位自是一个实至名归。

只不过，就像是当年向郑成功请辞潮州知府一职时是同一个道理，战时内阁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明内阁，但内阁的惯例还是要遵守的。否则，就难免落得一个名不正言不顺。陈凯并不在意什么首辅、次辅的官位，凭着他的年龄优势，这些都只是迟早的事情。如今，最重要的是战时内阁的名正言顺，是不能让旁人挑出半点儿瑕疵的。

话虽如此，但是真等陈凯把议题拿到台面儿上来，才发现这事情其实早已经就不在他的预料之中了。

“老夫以为牧翁德高望重，当为元辅。”

“下官附议。”

“下官同附议。”

文安之率先主张，紧接着郭之奇和张煌言便毫无迟疑的作出了附和。他虽是心中一惊，但毕竟反应素来是极快的，待张煌言话音方落，他便笑着说道：“这也是下官的想法。牧翁的首辅之位乃是众望所归，不可推辞。”

说罢，陈凯便是起身一礼，文安之、郭之奇、张煌言三人亦是起身向钱谦益行了一礼。倒是此时，他再细看去，钱谦益的神色突变，欣喜者有之、感怀着有之，唯独是震惊之色是哪怕一点儿也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