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无论是万历皇帝指使太监到处去开矿收税，还是明末政府开征“三大饷”，本质上都属于一种财政“歪路”。

刘守刚说：“明代之所以设计如此的工商税制，既有吸取宋元工商税收教训的原因，也跟自明代起帝国进入成熟期有关。因为成熟，国家职能转向内向，不以进取为能，不以扩张为目的，对支出的需要也就很少；因为成熟，国家试图消除一切不确定，而采用定额措施去管理财政活动。对属于自由流动资源的工商业经济，则采取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没有正规的商事法律和周到的法律程序，大大小小的官吏在工商税的管理方面，更是以马虎和腐败出名。”

如此一来，没有从晚明时期蓬勃发展的工商业经济中享受到税收好处、形成命运共同体，相反却只能通过农业税盘剥农民的大明帝国，境内烽烟四起，已经成为必然之势——因此到了崇祯时期，明朝政府陷入了“崇祯死局”的困境中不可自拔，简单说就是，大明帝国由于天灾人祸导致财用短缺，财用短缺反过来又加剧了天灾人祸，而财政体制的缺陷又使得这种矛盾不可调解，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大明帝国的“崇祯死局”已无法破解，由此明朝逐渐走向毁灭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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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崇祯为财政困局焦头烂额之时，他的皇室宗亲却普遍富得流油。

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围攻洛阳，就藩洛阳的福王朱常洵拥地二万多顷，其田产遍布河南、山东、湖广等省，当初，他的福王府邸仅仅建造费用就花了28万两银子。但就是这样一位富甲天下的藩王，不要说拿出钱财支持明朝中央和皇室共度时艰，就连面对农民军围攻洛阳的生死存亡时刻，朱常洵仍然坚持不肯劳军，让士兵饿着肚子为他守城，结果守军哗变倒戈，李自成几乎是兵不血刃就占领了洛阳。

进城后，李自成当众怒斥朱常洵说：“汝为亲王，富甲天下。当如此饥荒，不肯发分毫帑藏赈济百姓，汝奴才也！”随后，李自成下令将朱常洵砍头枭首，并将他的尸体剁碎杂以鹿肉，煮成“福禄宴”食用泄愤。

尽管有福王朱常洵的案例在前，但明代很多藩王死到临头，却仍然全然不顾明朝政权安危以及百姓死活，只顾守着自。

时任太原总兵姜瓖回忆说：“云（今山西大同）之宗姓，约计肆千余，闯贼盘踞六日，屠戮将尽……”

尽管历朝历代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者多有屠戮前朝皇室宗亲的行为，但若论屠戮的范围和广度，则没有一个朝代像明朝末年这样明显和酷烈，究其原因，则在于明朝宗室已然成为了明朝社会的吸血鬼，让当时的农民军从上到下都无比痛恨和仇视。

话说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将自己的儿子全部分封为亲王，并规定皇族子孙不受普通法律约束，不归当地官府管制。诸王的府第、服饰和军骑，下天子一等，连公侯大臣见了朱明皇族子孙都要“伏而拜谒”。

当时，朱元璋给明朝官员们定下了历代王朝最低的工资标准：正一品官员年俸900石……正七品140石。明朝时一石米折合现在约180斤，以现今每斤米5元计算的话，明朝时，当时一品宰相的年薪约为现今人民币81万元，七品县令年薪约为12.6万元，由于明朝行政官员年薪中，还需要自行承担各种公务费用，这就使得明朝著名清官海瑞，甚至穷得吃不起肉，以致于当海瑞为老母亲祝寿，破天荒买了一斤肉时，甚至轰动了当时的整个明朝官场。

与此同时，朱元璋却规定皇族一旦封为亲王，其年俸禄至少在万石以上，是明朝最高级官员的十几倍以上，而这还不包括土地等大量赏赐。为了让子孙后代过上最优越的生活，朱元璋还规定皇族子孙不必从事任何职业，每一个皇族后代，所有消费全部由国家承担：10岁起还可以领工资享受俸禄，结婚时国家发放房屋、冠服、婚礼费用。死后还有一笔厚厚的丧葬费。

由于生孩子福利很多，因此明朝宗室最喜欢生孩子，“宗室年生十岁，即受封支禄。如生一镇国将军，即得禄千石（比一品宰相还高一百石）。生十将军，即得禄万石矣……”。

生孩子有这么多好处，于是乎，在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中，朱元璋的子孙们几乎是铆足了劲地“造人”，因为“利禄之厚如此，于是莫不广收妾媵，以图则百斯男。”其中最夸张的，生活在明朝中期、居住在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就至少生了94个孩子，在朱钟镒活着的时候，他个人传下的嫡系子孙就达到了700多人，令人为之震惊。

在明朝政策鼓励下，到了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朝宗室人数已经快速扩大到了8万多人，这还仅仅只是玉牒上列名的高级皇族人数，如果加上海量的底层皇族，据安介生等人口史专家推算，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的子孙，已繁衍至近百万人之众。

而按照当代学者者推测，明代皇族人口增长率，是当时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的10倍。

对于国家厚待皇族，明朝人则感慨说：

“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明朝的政策，使得宗室成为大明帝国的毒瘤和沉重负担。图源：影视剧照

庞大的皇族子孙，也使得明朝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社会矛盾更是日益激化。

当时，明朝皇族不仅拥有超高的俸禄，而且往往还占据着海量土地。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在全国人均土地面积不断下降、贫者几无立锥之地的同时，全国土地也越发向皇族手中集中，以景王、潞王为例，他们在湖广等地庄田多达4万顷，另外福王庄田2万顷，桂王、惠王、瑞王的庄田各3万顷。

在湖南，吉王占有的土地更是高达七八十万亩，其中湖南长沙、善化两县40%的田地都是吉王所有。

而在河南，全省一半的土地都是各个王府所有。以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为例，朱常洵结婚时，万历皇帝赏赐婚费达30万两；朱常洵前往洛阳就藩，万历皇帝又为他花了28万两白银营建府邸；另外，万历皇帝为了这个宝贝心肝儿子，一次赏赐土地就达4万顷，由于官员力陈太过奢侈，最后才减为2万顷，由于当时河南土地已经被瓜分殆尽，为此还从山东、湖广等地分田，才勉强凑够了这2万顷王田给了福王朱常洵。

对此明朝人描述说：“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