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不得不将精力从「自我革命」，转移到「镇压革命」上。同时，由于心态的变化，他不再那般「急功近利」，或者说，他的目标变化了。

他不再尝试去触动那些早已根深蒂固的帝国权贵们的利益，他只是竭自己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从自己的道德忠心出发，为君王社稷，做着一些实事。

但是，这种变化，

对于其他权贵阶级、政治团体来说，有些太晚了，数年积压的矛盾，也根本没有缓和的余地，除非范仲淹下台。

执政之前，范仲淹是名满天下、众望所归的大贤，受到许多人的推戴。但入住政事堂之后，随着一项项政策，一道道冲突，弃范公去者，却是越来越多。

吏治上，因为对官吏选拔、培养、黜落以及科举上的一些严格措施与高要求，他得罪贵族、官僚及学阀，对恩荫制度下手，更彻底将勋贵阶层激怒。

税务上，盐铁茶糖土地等一系列加强国家控制的措施，更是让一干食利者深恶痛绝。

军事上，推动文臣入枢，削减军费，裁减军队等方案的提出，又将一大干不仅限于军事贵族的军队力量给得罪了。

因此，等到正统十一年（1052）时，范仲淹虽然依旧坐在尚书令的位置上，但他的屁股，却是越来越坐不稳了。朝里朝外，反对之声迭起，而宫内，皇帝的态度依旧那般「从容」。

对于这些，范仲淹不是没有预感，但他能做的，只是在其位谋其政，只是坚守在自己的职位上，同时等待着罢相的一天。

而这一天，的确不远，就在正统十一年夏初。历时一年多的王则之乱，终于被朝廷大军平定，负责平叛的枢密副使、招讨使石元孙与河北安抚使敬彦博回朝后，奏捷的同时，也向皇帝禀报了一件十分要紧的事情。

在对王则党羽的审讯之中，得知了一件秘事，在王则祸连州县，聚众十万之时，曾与左右言，他们举事是为活命，朝廷诸公皆鄙，若能打到洛阳，当奉范公为王

这等谣言，明智者都知其愚蠢不实之处，但在此事上，帝国大部分公卿们，都集体「失明」、「失聪」了，于是，大名鼎鼎的范相公，就以这样的方式，罢相了。

当然，体面是给足了的，范仲淹是主动告老致仕。

但不管如何，受到这样的攻讦，以这样的方式，离开朝廷，对范仲淹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羞辱与打击。就在当年，便病逝于苏州的「范庄」之中。

而「范仲淹罢相」，后来也成为了正统朝的一大悬案，悬就悬在，除了石元孙、敬彦博的奏报之外，关于所谓逆魁王则之言，并没有任何的证据，但他却实实在在地把一个秉政多年的尚书令给赶走了。

在这背后，有多少人、多少势力在运作，谁也说不清楚，但必定牵扯到一大批帝国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