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1592-1643年）画像。咄咄逼人的满清，只是明朝灭亡的表象。图源：网络

01

松锦之战彻底失败、洪承畴被俘后，明朝在山海关外，只剩下三万残兵跟随吴三桂退守孤城宁远。

关外大势已去，而在内地，李自成则率领农民军第三次包围重镇开封，中原震动，内忧外患、手足无措的崇祯皇帝，此时已不知如何是好——他自打17岁时（1627年）继承皇位以来，即位之初雷厉风行铲除权宦魏忠贤，一度博得内外喝彩，但无奈大明多年来国势日颓，满清从东北、农民军从西北两方夹击，搞得大明帝国疲于应对，而眼下，满清已逼近山海关，农民军则在帝国内部转战南北、烽火渐近北京。

很少人知道的是，在帝国最后风雨飘摇的日子，崇祯还曾一度信仰天主教。崇祯五年（1632年），信奉天主教的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向崇祯推荐天主教，这使得精神迷茫的崇祯一度大喜，加上传教士南怀仁、汤若望等人的宣讲，崇祯于是命令将紫禁城内的佛像全部撤除，意思是只能允许天主存在，而不能有其他偶像。

不仅如此，由于一度崇拜天主教的上帝，崇祯还命令臣子中有“天”字的全部改名，例如大理寺推官陈良谟，原名陈天工，就因为崇祯下令而被迫改名。

但一度改信天主教，并不能挽救崇祯心中的迷茫和大明帝国日益衰颓的国势，到了1640年，崇祯的皇五子朱慈焕病死，据说朱慈焕临死前，崇祯前去探望，没想到当时年仅虚岁五岁的朱慈焕竟然手指空中呼唤九莲菩萨，并控诉崇祯毁弃紫禁城宫中的佛像，尽管这件事的真伪和事件过程出现了多种说法，但崇祯却在朱慈焕死后深受震动，并请回了此前撤移到宫外的佛像，从此后也不再对天主上帝祈祷。

他曾经一度信仰的天主，当然救不了他的大明，于是，早在皇五子朱慈焕病逝前的1639年，他就曾经在紫禁城中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祈求为他施舍神通平定战乱，那一次的设坛做法当然没有效果，但病急乱投医的崇祯已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在洪承畴被俘之后，崇祯再次在紫禁城中设立斋堂拜佛念经，感觉拜佛念经无效，他又召来道家正一派的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命令他设坛做法召唤天兵天将，希望神仙能够下凡外驱满人、内剿乱贼。

祈求神灵显灵是一方面，崇祯明白，更多还是要靠人事，无奈之下，此前一直坚持不议和的崇祯，只得密令兵部尚书陈新甲与皇太极议和，没想到议和进行到关键时刻，陈新甲与满清的议和文书竟然被陈新甲的仆人无意间泄露、当成塘报通报各地，由此闹得满朝喧哗。

本来，与满清的议和是秘密进行的，但眼下事情已经泄密，碍不下面子的崇祯于是决定拿陈新甲做替罪羊，崇祯十五年（1642年）七月二十九日，陈新甲下狱，随后，朝中大臣多方营救，大学士周延儒、陈演也上书说：“按照国法，敌兵不打到城下来，不应当杀掉兵部尚书。”但已下定决心杀陈新甲灭口的崇祯回复说：“（陈新甲当兵部尚书期间）我的七位亲王遇害、受辱，这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

一个多月后，（1642年）九月二十二日，陈新甲被斩于市，至此，明朝与满清的最后一次议和彻底中断，大明只能与满清在战争一条路上干到底了，而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大明帝国，却仍然必须将有限的资源分散到关外以应对满清，形势更加危急。

陈新甲代替崇祯议和，竟然因为泄密就被下令斩杀，替皇帝忠心办事，却随时可能被弃卒保车，这使得满朝文武更加噤若寒蝉。

所以，从另外一个层面看，明朝在最后灭亡之际，手下文武大臣在李自成进军北京期间，大部分人纷纷弃械投降，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崇祯的绝望和放弃。

据统计，崇祯在位十七年间（1627—1644年），共斩杀总督7人、巡抚11人，其中督师蓟、辽的兵部尚书袁崇焕，被性格多疑中了满人反间计的崇祯下令凌迟处死；山东巡抚颜继祖因为清兵入关攻克济南生擒藩王德王，也被作为替罪羊处死；再加上因为参与议和泄密被杀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崇祯随意屠戮大臣、推卸责任，也使得手下文武百官更加战战兢兢，在乱世中不敢作为。

对此，崇祯的针对之策是重用东厂和锦衣卫监视大臣，并动辄以私刑代替国法处死大臣，例如处死陈新甲的这一年（1642年），上言直谏的行人司副熊开元、给事中姜埰就因为直言冲撞崇祯，而被崇祯命令锦衣卫逮捕后秘密处死。

国事纷乱，性格偏隘的崇祯很希望励精图治，但又能力有限，无奈下，后来自诩“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崇祯，只得经常将怒气发泄到臣子身上，要么杀人泄愤，要么频繁更换臣僚——根据统计，崇祯在位17年，仅仅刑部尚书就换了17人；而整个明朝276年历史不过160多位阁臣，崇祯在位17年就占了50人，由此可见他对手下臣子的换人之频和疑心之重。

国势江河日下，他心急如焚，但所作所为却又让臣子们更加离心离德。

崇祯的偏隘与多疑，加重了大明国内的君臣矛盾。图源：影视剧照

02

有明一代，出了许多奇葩皇帝，例如胡乱北伐被蒙古人俘虏后来又成功复辟的明英宗，以及30年不上朝的嘉靖帝、28年不上朝的万历帝，还有崇祯的哥哥，热衷做木匠手工活儿、宠信魏忠贤的明熹宗朱由校，但在晚明一系列混蛋皇帝中，崇祯皇帝算是一股难得的清流，他即位之初就铲除魏忠贤，随后励精图治，试图挽救日渐西山的大明帝国，但为何明朝还是不可挽回地走向了覆灭呢？

对此，由明入清的遗老们在撰写《明史》时，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他们认为明朝之亡，其实是在怠政腐败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时期，就埋下了严重祸根，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一面，但帝国内部的腐烂是一种慢变量，而促成大明帝国灭亡的与快变量，是崇祯上位以后，严峻的气候变化与干旱、蝗灾、饥荒、瘟疫等各种天灾。

早在崇祯上位之前几年，当时陕北与关中地区北部就已是连年干旱，草木枯焦，赤地千里，就在明熹宗去世、崇祯继位的天启七年（1627年），当时陕北地区“草木尽，人相食”，农民“皮骨已尽，救死不瞻”，而明朝官方对此不仅没有减免税赋、赈济灾民，反而增派“新饷”“均输”等赋役，并严令官吏督责催收，在此情况下，农民王二在陕西澄城率众杀死知县张斗耀，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王二起义第二年，崇祯元年（1628年），因为年荒乏食，曾经作为边兵的王嘉胤也组织灾民揭竿而起，此后，王自用、高迎祥、李自成也先后参与农民起事，一时烽火燃遍陕西，并蔓延到山西、宁夏、甘肃三地，明末农民起事由此逐渐成势。

而分析崇祯上位前后的一系列农民起事，可以发现，他们都与天灾有着重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