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锐是在1915年才回国，到现在也不过31年。1946年的时候，国内在1915年前就已经成年的人口还有大概三亿人。这三亿人口能够提供太多的具体事实，宣传部门根本不用编造，光是实地采访，各种比较，就能拿出相当真实的数据。

李润石虽然认为何锐到死都没能变成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但是这并不影响李润石对何锐的尊重。何锐数次对李润石强调，“宣传部门是一个攻势部门，一日宣传部门变成了衙门，那就是阎王殿。”对此，干过好几年宣传部长的李润石非常认同。

所以李润石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明确强调，“对比，并不是为了忆苦思甜，而是用唯物主义的逻辑以及方法论去看待发生过的事情。忆苦思甜在政治角度上看，是为了维持稳定。

生产力发展必然导致社会的变动，社会变动则必然导致社会不稳定。只有理解了变化到底来自何处，才有可能意识到人民现阶段到底需要什么。

只要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就不用担心社会变化对政府稳定造成的影响。我们都是人民的一员，人民的感受也同样是我们的感受。

党作为先锋队，更需要直面变化，直面变化对人民造成的影响。从而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变化背后的矛盾基础，以及如何应对变化所引发的问题。

而这次对比的目的是让包括我们在内的人民群众能够看到变化的内容，以及从已经发生的过往中理解到已经结束的主要矛盾，正在发生的主要矛盾，以及在矛盾变化中的主要矛盾结束后，从次要矛盾转化出来的主要矛盾，以及在全新的条件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矛盾。

如果想真正让人民群众理解现在发生的一切，就必须反对忆苦思甜！”

除了在发动这场刚开始的时候强调了“反对忆苦思甜”之外，李润石在之后的过程中多次公开明确强调，并且相当关注这次充满了主动进攻性的宣传运动。

作为一名革命家，以及有着丰富工作经验的政治家。李润石发动这场主动进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团结大多数，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

只有通过对比，以及引导人民对于这场对比的理解方式，才能将唯物主义辩证法进行一次真正的大普及。

当家三年狗都嫌。如果从1915年开始，中华文明党执政已经30年。在不同阶段执行的政策中积累了大量的怨念。虽然建设成果极为巨大，却也没办法消除这样的怨念。这才有工作上并没有任何问题的前总理吴有平都被搞出了一个“吴嵩”（严嵩）的外号。

只有对何锐时代的经历进行一次梳理，反思，才能让中国全面迈过这个阶段，走向全新的时代。这不仅是对何锐时代的同志们有一个交代，同样也能避免因为无法理解到时代变化，而产生错误预期，从而给新时代背负上沉重包袱的现实问题。

从4月进行到6月，整体的宣传运动成果让李润石比较满意。最重要的目标，也就是“新中国”的概念彻底深入人心。

李润石最希望团结的是1920年后出生的人民。他们到现在最大年龄不过26岁，正是最能接受新事物的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李润石要在卫星直播中发表“世界是年轻人的”讲话的原因。

这一代的年轻人中有2000万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代的全部年轻人都被纳入到了总动员体系。接受了集体教育以及战争的洗礼，战争的胜利让这一代年轻人真的接受了新时代的理念，有着建设祖国，建设更好生活的意愿，以及与整个社会接轨以及合作的经验。

从反馈来看，这一代年轻人完全接受了新中国的理念。他们认为何锐政府开创了新中国，而不是北洋旧政府的延续。

同样，有了媒体的系统性宣传。年青一代也理解了不管北洋政府或者是何锐政府，都是中国历史中不同阶段的存在。以始终没有中断的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北洋政府与何锐政府之间存在先后顺序的关系，以及存在人员和血缘的联系。

但新中国与旧中国之间，有着一道天堑鸿沟。这道天堑鸿沟的标准在于，中国到底是权力者的中国，还是人民的中国。

在理念上的胜利之外，政策宣传和解释的胜利也令李润石非常满意。譬如人民终于理解了土改政策，就是极大的成果。

土地赎买政策彻底完成了土地全面国有化，让人民公平的获得了土地使用权。还通过赎买，向人民提供了一笔钱，使得后续的小商品经济发展有了货币消费力的基础。

由于土地革命政策太过于成功，彻底消灭了土地私有制的矛盾，所以普通民众都没人去称赞土地政策。反倒是何锐政府搞的土地改革中，为了消灭对抗的敌人，导致了两三百万人死亡的事情成了一群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小地主阶级用来批评何锐政府的理由。

搞笑的是，同样是地主，面对土改，中小地主阶层反抗的最激烈，真的知道土地私有制度是怎么回事的大地主阶层中只有少数顽抗到底，其他人反倒是直接给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