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大地主阶层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虽然都技术性的遮掩面部，反倒是真的对于土改政策给与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何锐要通过土改“解决破产农村的资产重组政策”是真的抓住了当时农村破产问题的关键。

虽然在这部分宣传中，不少地方乃至于中央宣传口的领导因为理论水平不足而失去了这部分宣传工作，但是从整体来看，将人民对土改政策理解，从“仁政”视角变成了“解决破产农村的资产重组政策”，还算是成功。

李润石在意的是“资产重组”的政策到底是有利于民众还是有利于“资产所有者”。如果宣传者认为资产充足是“资产所有者”吃亏了，那就肯定不自觉的会认为死了上百万人是一场社会的悲剧。如果认为资产重组是为了解决农村人民破产的问题，那么因为个人利益而对抗社会发展，就是那些人的个人悲剧。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来明善恶，知因果。将社会悲剧与个人悲剧分辨清楚，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就是李润石发动这场宣传进攻的目的。李润石知道，何锐也从来没兴趣给自己辩解。但是作为政权来说，却有义务让人民知道真相。

只是何锐死的早，在何锐生前有太多更重要的其他主要矛盾，根本不能在以前进行这样的全面宣传攻势，通过梳理过往政策，从而给已经结束的矛盾盖棺定论。

现在已经到了盖棺定论的时候，如果此时不去盖棺定论，暴露在外的过去的尸骨在腐朽后就会成为有毒蚊蝇的孳生地。也不知道是因为人民觉醒了，还是宣传的攻势太成功，以至于本以为会跳出来的反对者们都很安静，并没有针对性的进行反击。

由于没有反对者出来唱对台戏，宣传部门准备的不少方案都只能束之高阁。尤其是在生活发展对比方面这个本来会引发很大争论的领域。

三十年前已经成年的中国人到现在还有近三亿，所以各地不同阶层的人民生活水平都非常清晰。1946年普通民众的生活已经全面超过了三十年前小地主的生活。

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普通人可以在冬天吃上来自于南方热带地区的水果。只是在吃穿用住方面，城市普通民众享受到的社会生活在涵盖面上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中等地主甚至是大地主能够享受到的。

这种社会进步导致的生活变化就不能用“破产重组”来解释，而是需要从更广阔的层面，也就是国家发展能力的曾经去理解。

1924年前的旧中国，国家的权力者们没有发展能力，缺乏国家发展意愿。民间虽然有意愿却没有能力。整个的无力化，导致了旧中国的全面绝望。

新中国则有能力有意愿，但是新中国没有全国的政权，这就是革命战争爆发的原因。革命战争胜利的结果就是中国从此开始高速发展。

在新中国的发展中，何锐政府任用了一些旧时代的官员，与国内外的资本家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了很多有利于双方的合作。但是这种发展的本质与旧中国完全不同。

当然，这些合作的确存在了剥削，以及过程中出现了贪污腐坏，违法犯罪，甚至是国内有人出卖国家利益来换取个人私利，但是这些问题的定性就不能用简单的不死不休的敌我矛盾来看待。为此，李润石还专门写了《论十大矛盾》的文章，来对这些讨论进行指引。

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6月，人民对这次宣传攻势已经没有了太大的兴趣。因为在大家能够接触到的层面上，该说的都说了，该理解的都理解了。更高层面的问题超出了人民的接触范围，没有了能够理解的基础，自然就没了兴趣。

到了此时，终于开始有亲资产的媒体跳出来与央媒打起了擂台。

也就在此时，纽伦堡国际法庭结束了对英国、比利时的审判。英国首相丘吉尔，殖民部大臣等英国官员，以及比利时国王、比利时殖民部大臣在内的一大批欧洲殖民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员们被判处死刑。

这个消息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压迫的人民的欢庆。虽然早就想让这些罪犯去死，但是公开判决他们死刑，无疑是最能扬眉吐么。

不少比较民族主义的报纸上刊登了读者来信，请求恢复诛九族，凌迟，腰斩等酷刑。

李润石早就做了准备，国民日报立刻发表了《忘记过去就是背叛历史，但是走不出过去就没办法迈入新时代》的文章。

“……旧时代的也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部分，不管这个时代多么血腥、残暴、无耻，都不能否定，也不能忘记。但是人类文明必须进步，而不是被旧时代绊住手脚。

酷刑是为了留下深刻的印象，沉浸在对旧时代的酷刑处决，意味着我们依旧止步于旧时代。

人民们，革命者们。诛首恶，释从犯，不是与旧时代的罪恶妥协，而是在判决了旧时代后继续大步向前，迈入新时代……”.